
                                 绪  论

    中医诊断学，是从整体出发，运用辨证的理论与方法，以识别病证，推断病情，给防治疾病提供根据的一门学科：科，是临床各科的基础。

1·1  中医诊断学发展简史

    在祖国医学领域里，诊断疾病的理论与方法肇始奠基很早。公元前五世纪著名医家扁
鹊就擅长“切脉、望色、听声、写形、言病之所在”。
    约成书于公元前三世纪的《黄帝内经》，不仅在诊断学的方法上奠定了望、闻、问、切四
诊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提出诊断疾病必须结合致病的内、外因素加以全面综合考虑。《素问·
疏五过论》指出：“凡欲诊病者，必问饮食居处，暴乐暴苦……”。并谓“圣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阴阳，四时经纪，五脏六腑，雌雄表里，刺灸砭石，毒药所主，从容人事，以明经道，贵贱贫富，各异品理，问年少长，勇怯之理。审于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诊必付矣。”这就是说，对任何疾病所产生的症状，体征都不能孤立地看待，应该联系到四时气候，地方水土，生活习惯，性情好恶，体质强弱，年龄，性别，职业等。运用四诊的方法，全面地了解病情，加以分析研究，然后才能作出正确的诊断。

    公元前二世纪，西汉名医淳于意创“诊籍”，开始详细记录病人的姓名、居址、病状以及
方药，就诊日期，作为复诊参考。
    公元三世纪初。东汉伟大医家张仲景总结了汉以前有关诊疗经验，他在撰用《素问》、
《九卷》理论的基础上，结合经方派的经验，把病、脉、证并治结合，进行分析研究，著成了不朽的著作《伤寒杂病论》，确立辨证论治理论，奠定了诊断的基础。与此同时，杰出的医学家华佗论证，论脉，论脏腑寒热虚实、生死顺逆之法甚精，《中藏经》记载了华佗诊病的学术经验。
  随着时代的推移和医学的发展。自晋、唐以来，历代医家大都把诊断与治疗结合起来进
行研究。但亦有把诊断作为专门学科进行研究的。西晋·王叔和《脉经》，集汉以前脉学之大
成，选取《内经》、《难经》以及张仲景、华佗有关论述。在具体阐明脉理的前提下，联系伤寒、热病、杂病和妇儿疾病的脉证，分述三部九候，寸口，二十四脉等脉法，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脉学专著。
    《脉经》对世界医学有广泛的影响，早在公元562年脉学传到朝鲜、日本等国。阿维森纳(公元980～1037年)的《医典》便吸收了我国脉学内容．。到十七世纪，《脉经》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欧洲流传。
    公元3-6世纪时，由于总结了先秦时代以来的医学诊断方面的成就，因此对于疾病的
认识比较具体。在晋代有关典籍中，对于传染病、妇、儿、内、外科杂病的诊断已有比较翔实的记载。如晋·葛洪(281—341年)《肘后备急方》对传染病，如天行发斑疮(天花)、麻风等基本上能从发病特点和临床症状上作出诊断。同时，对于疾病学的分类，皆能“分别病名，以类相续，不相错杂”。如认为“破脑出血而不能言语，戴眼直视，咽中沸声，口急唾出，两手妄举，亦皆死候不可疗；若脑出血而无诸候者可疗”。这表明了对颅脑损伤的危重病象及其预后的明确判断。这个时候，继承汉代学术成就，外科疾病诊断日臻完善。南齐(479—502年)龚庆宣《刘涓子鬼遗方》对痈、疽、疮、疖诊断亦较明确。
     隋·巢元方等撰《诸病源候论》(公元610年)，可说是我国第一部论述病源与证候诊断的专著。全书分67门，列各种疾病的证候为1720论。其中以内科疾病为多，对于其他各科疾病也有详细记录。如外科，仅金创就有n种，眼科38种，妇科140多种，内容丰富，诊断指标明确。同时对一些传染病，寄生虫病、妇科、儿科病等的诊断，更有不少精辟的论述。该书对后世医学影响颇巨，如〈外台秘要》、《太平圣惠方》等对疾病的病因、证候判别，大都以此为据。
    唐·孙思邈重视医德，并主张医家习业“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诊病要不为外部
现象所迷惑，要透过现象看清本质。他在《备急千金要方·大医精诚》中指出：“病有内同外
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盈虚，血脉营卫之通塞，固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候以
审之。”诊候上既注重掌握病源与病机的演变。如《备急千金要方·诊候第四》指出：“夫欲理病，先察其源，候其病机。五脏未虚，六腑未竭，血脉未乱，精神未散，服药必活。若病已成，可得半愈；病势已过，命将难全。”又重视色、脉与按诊。其《千金翼方·色脉》中谓：“夫为医者。虽善于脉候，而不知察于气色者，终为未尽要妙也。”在《千金翼方·诊痈疽有脓法第五》：“凡痈按之大坚者未有脓，半坚半软者半有脓。当上薄者都有脓。”不难看出，当时孙氏对诊断原理与诊断方法已有深入的研究。
    宋、金、元时期，继承晋唐以来的医学成就，诊断学的发展，与日俱增。宋，朱肱《南阳活人书》强调治疗伤寒，必须详细诊察，并认为切脉是辨别伤寒表里虚实的关键。
    宋·陈言《三因极一病证方论》论述诸病证候。重点从内因、外因、不内外因三因出发，

是病因、辨证、理法比较完备的著作。施发的《察病指南》是诊法的专著。崔紫虚的《崔氏脉诀》颇具影响，故《东垣十书》更取以冠首；李时珍亦将其附人《濒湖脉学》之中。可见其对后世的影响之深。    
    金元之世，专攻诊断者，颇不乏人。戴起宗所撰《脉诀刊误集解》，针对六朝高阳生据王叔和《脉经》，撮其切要而著的《脉诀》，以《内经》之理，刊其谬误，于脉学殊有裨益。又如滑寿的《诊家枢要》专载诊法，他据华佗等的理论，指出：“脉者气血之先也，气血盛则脉盛，气血衰则脉衰，气血热则脉数，气血寒则脉迟，气血微则脉弱，气血平则脉治”。同时，滑寿对三岁以内小儿诊察指纹，又有新的进展。他指出：“小儿三岁以下，首先看虎口三关纹色，紫热，红伤寒，青惊风，白疳病，惟黄色隐隐，或淡红隐隐，为常候也。”危亦林的《世医得效方》，论述了危重疾病的釜沸、鱼翔、弹石、解索、屋漏、虾游、雀啄、偃刀、转豆、麻促等十怪脉象。
    刘河间、李东垣、朱丹溪、张从正等对于诊断的论述，不遗余力。刘河间诊病，辨证重视病机。李东垣辨脉重视四诊合参，他认为：“持脉有道，虚静为保。但可澄神静虑。调息宁心，神精明，察五色，听音声，问所苦，方始按尺寸，别浮沉。以此参伍，决死生之分矣，复观患人身形、长短肥瘦，老少男女，性情缓急，例各不同。故曰形气相得者生，参伍不调者病”。
朱丹溪诊病，主张从外知内，他指出欲知其内者，当以观乎外，诊于外者，斯以知其内。盖有诸内者形诸外，苟不以相参，而断其病邪之顺逆，不可得也。张从正诊病，重视症状的鉴别诊断。例如他对斑疹伤寒与其他发疹性疾病的鉴别，甚为明确。
明清以来，对于脉诊与舌诊的发展尤为突出，同时对于诊病，辨证的原理，更有进一步的阐明。
    明·清时期的脉学成就：明·张介宾《景岳全书·脉神章》，详述《内经》、《难经》、仲景及诸家脉义，对脉神，正脉十六部，脉之常变等，论述较为详细。
    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所撰《濒湖脉学》摘取诸家脉学精华。详分廿七脉，对其中同类
异脉的鉴别点和各种脉象主病，均编歌诀，便于读者诵习。
    清·李延呈《脉诀汇辨》，汇集诸家脉学论著、结合其叔李中梓所传脉法予以辨证，并阐
述自己研究脉理心得，以脉参症，体现了切脉在诊疗疾病上的灵活性。此外，清代医家在前
人经验的基础上，研究脉学多把生理、病理以及证候结合起来以详究其脉原。如清·贺升平
《脉要图注详解》，包括脉学总论、各科脉法、运气、廿八脉、奇经八脉，骨度、经脉、络脉、经别、经筋，以及身形、脏腑、营卫、颜色、五音五形等诊法。博采众说，并附插图，以彰其说。又如周学霆的《三指禅》，论脉以缓脉为权衡诸脉的标准，以浮、沉、迟、数为四大纲脉，共列廿七脉，用对比的方法鉴别各种不同脉象。论述疾病以脉与症相结合。联系病因、病机辨析其理，以定治法，最切合临床实用。最突出的是沈金鳌，他认为：“人之有病，七情所感，六淫所侵，重则脏受，轻则腑受，深则经受，浅则肤受，象现于脉，脉诊于指，人与人异，指与肉隔，气有长短，质有清浊，且阴阳殊其禀，寒热虚实互其发，而欲于三指之下，倾刻之间，脏腑毕现，洞幽彻微，不有犀照，何能毫厘不差，”因著《脉象统类》一卷，《诸脉主病诗》一卷。论述脉理，甚为可取。此外，清·周学海《重订诊家直诀》，是《周氏医学丛书脉学四种》之一，本书撷取《脉义简摩》、《脉简补义》之精要，综论脉象、指法及主病，并用对比的方式阐述廿四脉之脉象。又以位、数、形、势、微、甚、兼、独八类作为分析正脉，变脉之纲领，内容甚为切要。还有罗浩所辑的《诊家索隐》，辑录了崔紫虚、余抑庵、张石顽三家之说，并按李士材所论二十八脉，益以张石顽所增附之脉，又据宋·刘立之以浮、沉、迟、数为大纲，附以弦、短、长三部。对诸脉的脉象、考辨、主病及参变等方面，论述颇详。又如管玉衡的《诊脉三十二辨》，在脉诊的三十二辨中，论述诊脉大法，浮、沉、迟、数、滑、涩六脉所统共二十九脉的阴阳所属及其形象等，具有独特见解。
    明清时期的舌诊成就：早在十三世纪元代时，有敖氏者著有《点点金》及《金镜录》，论伤寒舌诊，分十二图，乃论舌的第一部专著。后经杜清碧的增补，即为今所见的敖氏《伤寒金镜录》。明清以后，舌诊得到广泛的应用。十六世纪后叶，申斗垣氏集当时舌诊之大成·，著《伤寒观舌心法》。至清·康熙七年张诞先取《观舌心法》，正其错误，削其繁芜，并参人其亲历，共得一百二十图，著成《伤寒舌鉴》，此书备列伤寒观舌之法，观舌辨证，颇为扼要。另有傅松元的《舌胎统志》，把舌分为枯白舌，淡白舌，淡红舌，正红舌，绛色舌，紫色舌，青色舌，黑色舌．八种，内容丰富，经验颇多。刘以仁在他编的《活人心法》中，载有王文选《舌鉴》，集张登的一百二十舌，杜清碧三十六舌，段正义《瘟疫论》十三舌，择录其中一百四十九舌，对温热的辨舌经验，较诸以往有不少的补充。随后，梁玉瑜推崇《舌鉴》，将其原文逐条加以辨证，并增入杂病观舌辨证之法，辑成《舌鉴辨证》，载图一百四十九舌，精详有加。
    二十世纪初的刘恒瑞的《察舌辨证新法》(1911年)，论述白、黄、黑三种舌苔及辨舌苔变换、真退、假退等，诊断与治法并提，颇能指导实践。曹炳章的《彩图辨舌指南》(1917年)集历代医家论舌于一书。上考《灵枢》、《素问》、近探各家，并附彩图一百二十二舌，墨图六舌，是研究舌诊的较好资料。杨云峰的《临症验舌法》(1923年)，主要以舌苔的形色——浮、胖、坚、敛、干、燥、滑、润、黑、白、青、黄来分析病情的虚、实、阴、阳，和测知内脏的病变，并密切结合治法，内容简要，多为经验之谈。还有一些虽非舌诊专著，但对舌诊也有不少精辟见解。如叶香岩的《》l、感温热篇》，王孟英《温热经纬》等，对于热病之辨证验舌，经验可贵，值得重视。
    明清时四诊的成就：在脉学和舌诊取得进展的同时，对于四诊的综合研究，亦有不少专
著。明·张三锡《医学六要》之一的《四诊法》，内容虽偏重于切脉，但也详实地记述了五官、
色脉、声诊、问病、辨舌等诊察方法。《医宗金鉴·四诊心法要诀》，·以四言歌诀简要地介绍四诊理论与方法，便于习诵。清·何梦瑶的《四诊韵语》(即《乐只堂人于须知韵语》卷一)，首列十二经脉歌，次对四诊心法撮要，辨阴证阳证要诀，脉诊、望色、察面、五官、唇、齿、辨舌，闻声及问诊等分别予以论述，并且介绍八脉要诀，小儿诸诊歌及奇经八脉图歌等。内容多以韵语加注的形式阐述。清·林之翰的《四诊抉微》以《内经》色脉并重为依据，抉取古今有关四诊论述编纂而成。着重指出四诊不但同样重要，而且互相关系，既不偏·于切脉，也不忽略望、闻、问三诊。望诊详论神气、形色、颜面、五官、苗窍、齿、项、爪甲等各种形色变化，并附小儿指纹的特殊观察方法。闻诊中指出听声审音，可察盛衰存亡，并可徵中外情志之感。问诊为审察病机之关键。诊脉部分洋于脉理，并能结合诊断，介绍治法。书中盛赞张介宾《景岳全书·传忠录》中的“十问篇”，详细得中，纲举目张，有体用兼该之妙。诸家脉诀，盛誉《濒湖脉学》为诸家之翘楚。此外，如陈修园《医学实在易·四诊易知》，论述四诊简明扼要，可为后学式程。又如汪宏的《望诊遵经》搜集历代有关望诊资料，说明气色与疾病变化的关系。从眼睑、口、舌、唇、齿、须、发、腹、背、手、足等部位的形容色泽和汗、血、便、溺等稀稠有无，通过分析比较，以辨析病证的表里、虚实、寒热、阴阳，并预计其顺逆安危，其内容精要实用，可供临证参考。
    明清时期辨证学的成就：自张仲景以六经论伤寒，脏腑经络议杂病以来，明清医家承袭
前人经验，诊病辨证更为深入。《景岳全书·传忠录》首先讨论阴阳与六变，他说：“阴阳既
明，则表与里对，虚与实对，寒与热对，明此六变，明此阴阳，则天下之病，固不能出此八者。”明确地提出八纲辨证的重大作用。清·喻嘉言《寓意草》提倡先议病后用药，他说：“迩来习医者众，医学愈荒，遂成——议药不议病之世界，其夭枉不可胜悼……”如何议病?喻氏提出了极其具体的议病格式，喻氏的议病格式，是当时中医学最完整的病历书写格式，值得参考。但更重要的是喻氏所谓议病用药，实质就是在诊察的基础上，进行辨证论治。
    清·陈土铎《辨证录》分叙伤寒、中寒、中风等126门，七百余证，其辨证着重于症状的鉴别分析。清·程国彭《医学心悟》认为对疾病的诊断错误，究其原因，虽然有百端，但其中最重要的是辨证的切脉不真，浮沉迟数不分清的缘故。与此同时，他继张景岳之后指出，诊病有其总要，即寒、热、虚、实、表、里、阴、阳八字而已。并说病情概不外是，则辨证之法，亦不出此。
    对于杂病的辨证，沈金鳌《杂病源流犀烛》，博采前人经验，结合个人见解，加以归纳整
理，内容以叙述杂病为主，包括脏腑、奇经八脉、六淫，内伤外感，面部、身形等类，每类分若干病，每病各著源流一篇，并详述病的原委，悉其形证，考其主治，因证用方，理法方药，比较契合，是——部诊疗相结合的著作，在杂病学中有相当的影响。
    明清攻《伤寒论》，致力于六经辨证研究的百余家，各有精辟见解。如清·柯琴所撰《伤
寒来苏集》，以证为主，将《伤寒论》原文归纳类聚于以阐注。并认为“仲景之六经为百病立
法”。明清时期，有的医家鉴于伤寒与温病易于混淆。元末明初王安道的《医经溯洞集》对
伤寒与温病作了原则上的区分。清·杨  的《寒温条辨》针对伤寒与温病的病因证治等予以详辨。
    温病的辨证，迨至清朝，叶天士《外感温热篇》立卫气营血的辨证方法，并重视察舌、验齿等诊法在辨证上的重要意义。吴鞠通《温病条辨》，选用叶天士经验，创温病的三焦辨证法则。
    综上所述，清代以前，中医诊断学的“四诊”与“辨证”都不断在发展，是伟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百年来，中医学的发展遭到严重的破坏，处于存亡的境地，诊断学的发展亦停滞不前。
    建国以来，《中医诊断学》受到了教学、医疗和科研工作者的普遍重视。特别是在四诊客
观化，辨证学原理的研究上，运用声学、光学、磁学、电子学以及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生物医学工程等多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又获得了新的苗头与成就。我们深信，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中医的诊断学术一定会有更新的发展。

                  1·2  中医诊断学的范围与原则

中医诊断学是在中医基础理论指导下，研究诊察疾病，辨别证候的学科。
诊断，《内经》称为诊法，主要包括望、闻、问、切等四诊，直至清代仍以《四诊心法》作为诊断学的教材。似乎诊断学的范围主要探究四种诊查方法。实际上中医之诊断学，既重视四诊等基本技能，还特别重视辨证方法与有关诊断的理论，只不过这些诊断学的基本知识与基本理论，散在于一些临床专著或其他论著之中。
    解放后，中医诊断学，自中医理论体系中抽出其带有共通性的、基础性的诊断知识，理论与方法加以编次与叙述，以便为临床各科诊断疾病打好基础。至于各临床学科专有的一些
诊断方法，仍由各临床学科具体介绍。
    对于疾病诊断的过程，是一个认识的过程，对疾病有所认识，才能对疾病进行防治。要
正确地认识疾病，首先要注意三大原则。

1·2·1  审察内外
    人是一个整体，人体的生理机能对自然界一般的变化是能够相适应的。当人体这个整
体内在失调或自然界的变化超过限度，人体不能维持正常的生理机能时，便产生疾病。从人
体是一个整体、人与天地相应这些观点出发，在认识疾病的时候，便不能只见到局部或只注
意个人。这种观点，在诊断学中成为“审察内外”的原则。这一原则对于诊断疾病有重要意
义。
    人体皮肉脉筋骨、经络与脏腑息息相关，而以脏腑为中心，以经络通连内外。身体一旦
发生疾病，局部的可以影响全身，全身的也可以显现在某一个局部；内部可以牵连及外，外部的也可以传变人里。精神刺激可以影响脏腑功能，脏腑病变也可以造成精神活动的改变。由此可见，人体每——病证的产生，无不体现整体的失调。例如眼病，不仅是眼球局部的病变，而且和经络脏腑的疾病也有密切的关系，或由于肝经有热，或因心火，或因肺热，或因肾虚，……原因很多，如果单从眼部诊断，往往不够全面。当然，诊断也不能忽视局部。既要诊察局部，更要诊察整体，而且诊察局部也可以审察整体。
    同时，人们生活在自然环境中，时刻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当外界环境起急剧变化，或
人体机能对外界不能适应时，经络脏腑功能就会失调而发生疾病。疾病的发生与变化，绝对
不能孤立于自然界之外。要正确诊断疾病，就必须审察患者所处的外界环境(如季节、地方、
其它生活条件和精神环境等)。
    总之，诊察疾病，首先要把疾病看成是病人整体的病变，既要审察其外，还要审察其内；
并要把病人与自然环境结合起来加以审察。既要审察病人整体的病变，还要审察病人的外
在环境，内外结合统一审察，是中医诊断学的原则。

1·2·2  辨证求因
    辨证求因，也是中医诊断的基本原则。就是在审察内外的方法基础上，根据病人一系列
的具体证候(包括病人自觉症状和四诊检查所得)，加以分析、综合，求得疾病的本质和症结
所在，为临床治疗提供确切的依据。
    疾病是多样而复杂的，又是不断在变化的。因此，要正确认识疾病，就必须从病因、病
位、病程等方面进行全面的了解。了解的根据是什么?就是“证”(证候)。这里所说的辨证
求因，这个“因”字，其涵义应当是广泛的，除了六淫、七情、饮食劳倦等通常的致病原因以外，还包括了疾病过程中产生的某些症结，而为辨证论治作为主要依据的因素在内。比如气郁、瘀血、痰饮、虫积之类，虽不在“三因”之列，但在辨证方面，也常视为导致当前证候的主要原因，而作为治疗的重要依据。所谓辨证求因，也就是根据病人临床表现的具体证候，从而确定病因是什么?病位在何经何脏?其病程发展及病理原因又如何?务使临床所得出的诊断，即可作为论治的根据。
    人体发生疾病，便会发生一些异常现象：如头痛、发热恶寒等。这些异常的现象，称为
“症状”。症状的出现，是人体有了病变的客观反映。通过症状，可以探求疾病的内在变化。
因些，症状是辨证的重要依据之一。但辨证的“证”字，它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个别的症状，
也不仅是表面的综合症状群。所谓证或证候，既包括四诊检查所得，又包括内外致病因素，
全面而又具体地反映了疾病的特征、性质和在这个阶段的主要癞结。


    例如：病人自诉发热，单就发热这一个症状，不能得出辨证的结果。因为有外感的发热，也有内伤的发热，须要进一步了解患者有没有恶寒、头痛。如有恶寒、头痛而发热，那就比较明确一些，但还要看看是不是有浮脉?舌苔是否薄白?病起多久?等等。如果发热、恶寒、头痛、脉浮而舌苔薄白，病属初起，那就可以初步确定是一个外感表证的发热，而不是内伤里证的发热。但辨证至此仍未终止，还要进一步辨别这一外感表证，到底是外感风热还是外感风寒?(脉浮紧、舌不红、口不渴为风寒；脉浮数、舌红、口渴为风热。)辨证就是按照中医的理论和经验，象抽丝剥茧一样逐层深入，以达到辨证求因、给治疗指出方向为目的。
    又如：呕吐这一病证，虽属胃气上逆而导致，但胃气上逆不仅限于胃腑本身的病，有时
却由于肝气横逆侮胃而引起。欲求得肝气横逆之因，首先应辨出肝气横逆之证。如呕吐而
兼有情绪郁怒、胁痛胀满、吞酸吐酸、脉象弦而有力等，便可断为肝气犯胃的呕吐证，治疗便有所依据。
    由此可知，仔细地辨证，就可以对疾病具有真切的了解，诊断也就能更为确实，而在治疗上更可以达到“审因论治”的较高境界。
  通过“辨证”来了解病情，求得病“因”，也是诊断的基本原则。

1·2·3  四诊合参
    既然诊断要根据审察内外和辨证求因的原则进行，诊断的方法，便要求对病人作周密的
观察与全面的了解。想达到这一要求，必须四诊合参。
    四诊，就是望、闻、问、切。诊断必须要做到四者俱备，才能见病知源。不能错误地把四者割裂开来理解，以为最高明的医生，无论什么病都能一望而知。自从王叔和以后，脉诊和舌诊，都有很大的发展，因而有些医者，便出现一种偏向，往往夸大脉诊，或夸大脉诊和舌诊，一按脉、一望舌便判定病情，处方用药，而忽视四诊合参的原则。医生对舌诊或脉诊有精深的研究和专长，是很好的，但断不能以一诊代替四诊。病人发病的经过，痛苦所在，过去患过什么病?经过什么治疗?等等资料的搜集，必须进行问诊。病人的声音气味有什么变化，必须进行闻诊。病人的神色形态有哪些变化，必须进行望诊。病人的脉象和肢体有什么异常，又必须进行切诊。疾病是复杂而多变的，证候的显现有真象也有假象，有的假在脉上，有的假在症上，故诊法有“舍脉从症”和“舍症从脉”的理论。如果四诊不全，便得不到病人全面的、详细的资料，辨证就欠准确，甚至发生错误。例如患者自诉发热头痛，病情并不复杂，但却不能只凭这两个症状来辨证，还必须问明起病的时间、发热的情况，还要摸摸热在手心还是手背，舌象如何?脉象如何?禀赋如何?声音形态如何?才能确定诊断。若问诊知其病所由得，初起时曾觉恶寒，其后便发热无汗，食欲不好，大小便如常，望诊见其神色如常，舌质如常，舌苔薄白，闻诊觉其声音重浊而鼻塞，切诊脉浮紧，从上述四诊所得，根据八纲分析，应是外感风寒之表证。如果病人病已日久，每于午后发热，手心热于手背，时头痛或不痛，神疲倦怠，两颧发赤，唇红，舌质深红无苔，脉细数，按症分析，这是内伤阴虚之证。
    由此可见，证候是辨证的基础。要详细搜集证候资料，就必须四诊合参。

1·3  《中医诊断学》的主要内容
《中医诊断学》的主要内容，包括四诊、八纲、辨证。
四诊：望诊，是对病人神、色、形、态、五官、舌象以及分泌物，排泄物等进十i有臼的的观察，以了解病情，测知脏腑病变。闻诊，是从病人语言、呼吸等声音及由病人体内排出的气味以辨别内在的病情。问诊，是通过对病人或者其家属的询问，可以得知病人平时的健康状态，发病原因，病情经过和病人平时的自觉症状等。切诊，是诊察病人的脉候和身体其他部位的情况，以测知体内体外一切变化的情况。据以上四诊合参的原则，不能以一诊代四诊，同时，症状、体征与病史的收集，一定要审察准确，不能草率从事。
    八纲，即阴阳、表里、寒热、虚实。张景岳称为“阴阳”“六变”。四诊所获得的一切资料，须用八纲加以归纳分析；寒热是分别疾病的属性，表里是分辨疾病病位与病势的浅深；虚实是分别邪正的盛衰；而阴阳则是区分疾病类别的总纲。它从总的方面，亦即最根本的方面分别疾病属阴属阳，为治疗指明总的方向。
    辨证：包括病因、气血津液、脏腑、经络、六经、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诸种辨证既各有其特点和适应范围，又有相互联系，并且，它们均是在八纲辨证的基础上加以深化。
          
                                1·4 学习的要求和方法

    《中医诊断学》是基本理论与临床各科之间的桥梁，是中医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具体运用，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际操作。清·林佩琴《类证治载·自序》曾说：“学者研经，旁及诸家，泛览沉酣，深造自得，久之源流条贯，自然胸有主宰。第学不博，无以通其变；思不精，无以烛其微。惟博也，故腕妙于应，而生面别开；惟精也，故悟彻于玄，而重关直辟。”所以学习诊断时，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要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所以，一方面要深入理解、掌握本门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对历代名医的某些诊断学原著，最好能够熟读，并且要复习、运用前面所学的中医学基础理论，根据中医理论的系统性和科学性，用基本理论作指导，能加深诊断学的学习和理解。
    另一方面要重视实践锻炼。无论是实践操作或是临床实习，或是课后练习，都要多看多
练，掌握四诊、八纲、辨证分析，病历书写的基本技能。并培养自己严肃认真，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发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对病人态度要和蔼，关怀爱护。
    《中医诊断学》中通过直观的望、闻、问、切作为诊断和辨证的依据，这一传统的四诊方法是科学的。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也并不是已完美无缺，怎样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成果，使四诊内容、辨证分析逐步规范化；疾病诊断，证候辨别的内容标准化、系统化；各种证候的客观实质及其微观变化等等，尚须作深入的探讨。此外，还有许多散在于民间的诊察方法，辨证经验，尚待收集、整理。所以，我们不仅要把诊断学中宝贵遗产很好地继承下来，并且要在实践中，运用现代的科学知识与方法，进一步整理研究，将它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