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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医学对妇女解剖生理的特点、疾病的防治、专科的设置等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
验，对中华民族的繁衍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从其发展历程来看，首先重视产育。在三千多年
前殷商时代的甲骨文卜辞中，不少是问及生育问题的。现存古典著作《易经·爻辞》中，有
“妇孕不育”和“妇三岁不孕”等记载。因那时人口不多，如何共同抗御自然灾害和增进劳动生产力，繁殖人口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故必须重视妇女的生育。先秦战国时代的《山海经》，
记载有食之“宜子”或“无子”的药物。《曲礼》指出“取妻不取同姓”，认识到“男女同姓，其生不藩”，初步了解血缘亲近者结婚，对生育存在不利的因素，实际上具有优生学的意义。
    两千多年前的医著《黄帝内经》已有妇女解剖、生理、诊断、妇科病等的描述。它通过解剖，知道妇女的内生殖器主要为“女子胞”，并有“胞脉”、“胞络”等。女子胞《神农本草经·紫石英》条称为“子宫”。《内经》指出女子到了十四岁左右便会有月经来潮，这标志着青春期到来，若“阴阳和”则有妊娠的可能。但要到二十一岁左右才发育成熟而身体盛壮，故后世医书据此提出“必二十而后嫁”。过早结婚，对母子不利。妇女到四十九岁左右月经便不再来潮，并缺乏生殖能力。此外，还谈到了一些月经病、妊娠病的诊治，并载有“四乌鰂骨一蘑茹丸”的药方，仍为今天所常用。又据马王堆汉墓出土文物，知道公元前二世纪已有《胎产书》。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记载：“扁鹊名闻天下，过邯郸，闻贵妇人，即为带下医。”所谓带下医，指治疗裙带以下疾病者，即妇产科医生。可见战国时代社会上已有专业的妇产科医生。汉初，妇科医生称为“乳医”或“女医”有文献可查者，最早的女医生为义妁和淳于衍，她们都是西汉时代入宫作为皇后或皇太后的侍从医生，主要从事妇产科。汉初《艺文志》记载李柱国校正方技书时，有《妇人婴儿方》十九卷。汉末张仲景撰著《伤寒杂病论》，据其序言谓参考过《胎胪药录》，可见汉代以前已有过不少妇产科专著，惜均已佚失。
    仲景的《金匮要略》有“妇人妊娠”、“妇人产后”和“妇人杂病”三篇，内容包括月经病、带下病、妊娠病、产后病及杂病等，既有证候描述，也有方药治疗，共收集有三十多张方子，如温经汤治月经病、胶艾汤治漏下、红蓝花酒治痛经、抵当汤治血瘀经闭，当归散养血安胎、干姜半夏人参丸治脾胃虚寒的妊娠呕吐、桂枝茯苓丸治癞瘕、甘麦大枣汤治脏躁等。由于效果显著，仍为今天所常用。其中不仅有内治法，而且还有外治法，如以狼牙汤沥阴中，以蛇床子裹成锭剂纳阴中等，开创了妇科冲洗和阴道纳药的先河。这三篇已具备了妇科学的雏形，为后世妇产科学专著打下了基础。汉末三国时代外科名医华佗，对妇产科也具有精湛的诊疗技术，能用针和药正确处理胎死不下的病例。综上所述，我国在公元三世纪的汉朝时代，妇产科学已发展到了颇高的水平。
    晋代名医王叔和著有《脉经》，其中第九卷专门阐述有关妇产科的脉象和辨证施治。它
一方面继承了《内经》、《难经》、《金匮要略》的主要内容，一方面又有所发挥。如在《平妊娠分别男女将产诸症第一》提出：“肾名胞门、子户，尺中肾脉也，尺中之脉，按之不绝，法妊娠也。三部脉浮沉正等，按之无绝者，有娠也。”又指出临产时脉象变异，“妇人怀妊离经，其脉浮，设腹痛引腰脊，为今欲生也，但离经者不病也。又法妇人欲生，其脉离经，半夜觉痛，日中则生也”。另外，还指出了胎将堕的脉象，也论及产后的常脉和异常脉，以及妇人  瘕积聚的生死脉象等。此外，又提出了各种特殊的月经现象，如月经频发为“一月再来”，三月一潮者名“居经”，一年一潮者名“避年”，孕初仍有经行而量少者谓之“激经”等，补充了妇科学的内容。    
    《隋书·经籍志》记载有《范氏疗妇人方》和《徐文伯疗妇人瘕》、《疗妇人产后杂方》等专著，惜均已佚失。公元七世纪初的隋代，以太医博士巢元方为首，集体编写了一本病因、病理、证候学的专著《诸病源候论》，其中三十七卷至四十四卷是论述妇产科病证的，内容包括月经病、带下病、妊娠病、产后病、妇科杂病等，共论述有二百八十三种证候。明确妊娠期为十个阴历月左右，并提出要有人工流产法：在《妊娠欲去胎候》指出：“此谓妊娠之人羸瘦，或挟疾病，既不能养胎，兼害妊妇，故去之。”由于该书体例是没有方药治疗的，故未附去胎方。其后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便载有绝产的方药和灸法，可见我国在隋唐以前已重视孕妇的健康和胎儿的正常发育，同时认为必要时也应采取各种方法来绝育、避孕或药物堕胎，对生育问题已有正确的认识和措施。
    《千金要方》把“妇人方”三卷置于全书之首，以示重视。该书序例中说：“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则是崇本之义也。”三卷内容包括求子、妊娠疾病、月经病、带下病、杂病等的证治，收集药方数首首，对疾病的机理认识颇为清楚。如对不孕不育患者，可能由于女方“子脏闭塞不受精”，亦可因“丈夫有五劳七伤、虚赢百疾”所致。用铁器断脐，最易使新生儿感染破伤风，孙氏首先提出“断脐不得以刀子割之”。
    现存最早的产科专书为《经效产宝》，其内容在下节详述。
    公元十世纪的宋朝时代，有管理医事的太压局，内分为大方脉、风科、小方脉、眼科、疮肿折疡科、产科(包括妇科)、口齿咽喉科、针灸科、金镞兼禁科等九个科，共三百人。其中产科十人，设有产科教授。这是世界医事制度上妇产科最早的独立分科。由于有了明确的分科，促进了各科的发展。故宋代的妇产科专书和其他各科一样多起来了：如李师圣、郭稽中的《产育宝庆集》、朱端章的《产科备要》、薛仲轩的《坤元是保》、齐仲甫的《女科百问》、陆子正的《胎产经验方》、无名氏的《产宝诸方》、杨于建的《十产论》、陈自明的《妇人良方大全》等等。其中以《妇人良方大全》较为完备，它并录载了《十产论》，详细内容在下节阐述。
    从十三至十四世纪中叶的金元时代，是我国医学的百家争鸣时期，其中以刘((完素)、李
(东垣)、朱(丹溪)、张<子和)四大家为主。刘完素认为火热之邪是导致各种证候的主要原
因，谓“六气皆从火化”，治法主用寒凉，这种方法也往往用于妇科。如《素问病机气宜保命
集》说：“女子不月，先泻心火，血自下也。”即主张用寒凉泻火之法以通经。又在《素问玄机原病式》中，阐述白带属湿热冤结乏理，认为“下部任脉湿热甚者，津液涌溢而为带下”，不得概认为寒；又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妇人胎产论》提出：“妇人童幼天癸未行之间，皆属少阴；天癸既行，皆从厥阴论之；天癸已绝，乃属太阴经也。”这是后世治少女着重肾经，中年妇女着重肝经，绝经期妇女着重脾经论治的根据。他又提出：“大抵产病天行，从增损柴胡；杂证从加添四物。”在四物汤作为通用方中，主张“春倍川芎，夏倍芍药，秋倍地黄，冬倍当归……春防风四物，夏黄芩四物，秋门冬四物，冬桂枝四物，此四时常服随证用之也”。这些论点，对后世有一定的影响。
    李东垣认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故治法着重升发脾胃阳气以除湿，此法亦广泛用于
妇科而收到较好的效果。他在《兰室秘藏·妇人门》论述经闭不行，引用《内经》“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之文，谓“妇人脾胃久虚，或形羸气血俱衰，而致经水断绝不行……病名曰血枯经绝，宜泻胃之燥热，补益气血，经自行矣”。其论经漏，则认为“皆由脾胃有亏，下陷于肾，与相火相合，湿热下迫，经漏不止……宜大补脾胃而升举血气”。此法今天用治崩漏，仍多取效。对于产后用药，主张以补血为首要。如《半产误用寒凉之药论》指出：“妇人分娩及半产漏下，昏冒不省，瞑目无所知觉，盖因血暴亡，有形血去，则心神无所养。心与包络者：君火相火也，得血则安，亡血则危……亡血补血，又何疑焉……今当补而升举之，心得血而养，神不昏矣。”李氏的补脾升阳，益气补血之法，对妇产科疾病具有广泛的作用。
    朱丹溪著有《格致余论》、《丹溪心法》、《局方发挥》等。诊治疾病，主张因时、因地、因人禀赋而不同，治法以针对气、血、痰为主。理论上提出“阳常有余，阻常不足”之说，反对当时盛行的《太平惠民和剂局方》辛燥之剂，重视保存阴精，为“养阴派”的倡导者。对于产前调治，主张“当清热养血”，认为“产前安胎，黄芩、白术为妙药也”。不过，滋阴降火只是朱氏常用治法之一，其实他也善用温补，而不是固执不变的。他曾用“皮工”之法，以五倍子作汤洗濯下脱之子宫以皱其皮，使其自行缩复，是一种外治法。
    张子和著有《儒门事亲》，善用汗、吐、下三法以驱病。认为“养生当论食补，治病当论药攻”，戒人不可随便拟补，他说：“余虽用补，未尝不以攻药居其先，何以?盖邪未去而不可言补，补之则适足资寇。”这种观点，也常用于妇科。在他的医案中，往往用吐、下法驱逐痰水以治月经病而取效。他总结了“贵流不贵滞”的理论，认为痰水之邪与气血是互相关系的。
    这四大家的经验和理论，从不同角度丰富了妇科学的内容，使妇科的辨证施治，得到了
不断的充实与提高。
    明代的医家．继承了宋、金、元各家的理论和经验而加以总结提高，出现了不少内容比较系统而详尽的妇产科专书，如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女科》、薛立斋的《女科摄要》、万全(密
斋)的《广嗣纪要》、《妇人秘科》等。万氏对于嗣育问题，提出“种子者，男则清心寡欲以养其精，女则平心定气以养其血”。有些女子因先天生理缺陷而造成不孕症者有五，即所谓螺、
纹、鼓、角、脉，称为“五不女”。对临床有一定参考价值。
    王肯堂的《证治准绳·女科》，是综合前人有关妇产科的论述和治疗方药，分门别类编次
成书。先述治法通论，次为调经门，再次为杂证门、胎前门、产后门等。每门分为若干证，证后有方。他对陈自明、薛立斋之说，多加采纳，取其养正为主云。但对于陈氏在《妇人大全良方》中具有迷信的内容，则概行摒弃，可见他是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来整理前人之理论和经验的。其后武之望所编之《济阴纲目》，基本上以该书为蓝本，由于其内容较为完备，故武氏之书流行颇广。此外，李时珍《本草纲目》中，对月经的论述颇详。他说：“女子，阴类也，以血为主。其血上应太阴，下应海潮，月有盈亏，潮有朝夕，月事一月一行，与之相符，故谓之月水、月信、月经……女人之经，一月一行，其常也；或先或后，或通或塞，其病也。复有变常，而古人并未言及者，不可不知。有行期只吐血衄血，或眼耳出血者，是谓逆行……有一生不行而受胎者，是谓暗经。”这是根据中医天人相应之理来解释妇女月经的周期性。明代还有张景岳的《妇人规》，是具有理论性和系统性的妇产科专书，下节详介。
    清代将妇产科统称为妇人科或女科，著述颇多。肖慎斋的《女科经纶》主要是综合前人
的理论，分门别类以编次，但无治疗方药。陈修园写有《女科要旨》，主要讲述心得体会和经
验。阎纯玺编有《胎产心法》，是产科专书。沈尧封著有《女科辑要》及无名氏的《竹林女科》，
多着重临床应用。对后世影响较大者有《傅青主女科》、《医宗金鉴·妇科心法要诀》和《达生编》，这三本妇产科专书的详细内容，均在下节阐述。
    清末民初以至解放后的几十年间，中医妇科学也有一定的发展。清末时期由于西洋医
学的输入，对中国医学具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出现“中西汇通”的浪潮，唐容川、张锡纯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他们虽没有妇科专著，但在其著述中每有论及妇科的内容，且有一定的影响。如唐容川的《血证论》论述了经血、崩带、瘀血、蓄血；产血、经闭、胎气、抱儿痨等。他认为“血所以运行周身者，赖冲、任、带三脉以管领之。而血海胞中，又血所转输归宿之所，肝则司主血海，冲、任、带三脉又肝所属，故补血者，总以补肝为要”。又认为“生血之源又在脾胃”，归脾汤、人参养荣汤、补中益气汤、炙甘草汤等之所以广泛地应用于血证治疗，都是以调理脾胃为基础，月经的产生，认为是先天肾中之动气化生癸水，天癸至于胞中，因而促使任脉通，太冲脉盛而月经来潮。调经之法，则血热者宜清；血滞血瘀者宜行，宜祛；血寒者宜温；血虚者宜滋，宜养。这些论述对妇科的理法和治疗都具有指导意义。
    张锡纯的《医学衷中参西录》有《妇女科》和《女科方》的内容，比较重视调理脾肾和活血祛瘀，如理冲汤(丸)、安冲汤、固冲汤治月经病和寿胎丸用于安胎等，效果显著，为医家所常用。
    张山雷著有《女科读》(又名《沈氏女科辑要笺正》)，该书以沈尧封的《女科辑要》为基础，结合自己的经验以引申其义，为之笺正。体例除原文外，有王孟英的按语，张氏的注
释、验案等。强调辨证施治，反对固执。他说：“相体裁衣，本是医家真谛。”对方药使用，有独到见解。如不赞同用胶艾汤、奇效四物汤以治血崩，认为当归“其气最雄，走而不守，苟其阴不涵阳而为失血，则辛温助动，实为大禁”。反对“当归补血，归其所归”之空谈。他勇于吸收新知，在书中亦适当引用一些新说。
    此外，严鸿志辑有《女科精华》、《女科证治约旨》、《女科医案选粹》(均属退思庐医书)，恽铁樵撰有《妇科大略》，秦伯未编有《妇科学》，蒲输周著有《中医对几种妇女病的治疗法》，时逸人编有《中国妇科病学》等等，均有一得之见，可供参考。
    解放后，由于中西医共同努力，妇科学取得了不少成绩，如用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宫
外孕，可使部分患者避免手术；．针灸纠正胎位，可防治难产；中医中药治疗宫颈癌；以及在
计划生育方面用中药引产，获得了一定的效果。总之，中医妇科学是不断有所发展的，特
别是解放后有党的中医政策指导，重视妇幼保健，成效显著。一九五六年建立中医学院后，
连续编写了四版中医妇科统一教材，出版了《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妇科学》，培养了一
大批中医妇科人才，为妇女保健事业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