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韩元吉（1118 -1187）字无咎，开封雍丘人（《全宋词》谓许昌人），晚居上饶，号南涧翁。以荫为龙泉县主簿。高宗朝历官知建安县，除司农寺主簿。乾道三年（1167），除江东转运判官。四年，以朝散郎入守大理少卿，权中书舍人。八年，权吏部侍郎，次年权礼部尚书，充贺金生辰使。归，除吏部侍郎。淳熙元年（1174），出知婺州，明年，移知安府，旋召入为吏部尚书。五年，除龙图阁学士，知婺州。罢为提举太平兴国宫。淳熙十四年卒，年七十。《宋史翼》有传，少受业尹焞，吕祖谦为其婿。又尝举朱熹以自代。与叶梦得为世交。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卷三称其“名家文献，政事文学为一代冠冕”。有《南涧甲乙稿》七十卷，已佚。四库馆臣自《永乐大典》辑出二十二卷。有自编词集《焦尾集》，原本已佚，《彊村丛书》辑为《南涧诗馀》一卷。
　



薄幸·送安伯弟

　
　　送君南浦。
　
　　对烟柳、青青万缕。
　
　　更满眼、残红吹尽，叶底黄鹂自语。
　
　　甚动人、多少离情，楼头水阔山无数。
　
　　记竹里题诗，花边载酒，魂断江干春暮。
　
　　都莫问功名事，白发渐、星星如许。
　
　　任鸡鸣起舞，乡关何在，凭高目尽孤鸿去。
　
　　漫留君住。
　
　　趁酴醿香暖，持怀且醉瑶台露。
　
　　相思记取，愁绝西窗夜雨。
　
　
　　词一开头就直叙送别事。“君”乃安伯弟也，但其生平不详。“送君南浦”是江淹《别赋》里著名的句子：“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这段话一直成为人们抒发惜别之情的意念载体。
　
　　只要一提到“送君南浦”，或只提出“南浦”两字，就会使那整段话的意境全出，令读者感受到一股感伤的意味。这首词也借用了这个句子，开门见山，迅速入题。
　
　　“对烟柳”至“叶底黄鹂自语”数句，铺叙当时景物。这里有“青青万缕”的柳条，有满眼的绿树，有藏在树叶深处鸣啭的黄鹂。它们的出现。是在“送君南浦”之后才出现的。“折柳赠别”是我国的古老传统，因而烟柳万缕就会使人产生分别的感伤的联想。而满眼绿树这一意思的表达，却是用“更满眼、残红吹尽”这样的句子，它调动人们的思维能力，去想象那残花在枝头片片被吹落的景象，以增添感伤的气氛。
　
　　文学描写的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它不但能描写现实存在的实景，而且能描写这一实景在此之前的情况的虚景，以虚景来表达实景的意思；故“残红吹尽”就是绿叶成阴之意。而树叶深处的“黄鹂自语”，则是反衬别离愁绪的。此句子当从杜甫的“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化出，黄鹂自乐而离人自苦，颇具弦外之音。一“更”字联上串下，使离愁别绪程度递增，表现得很有层次。
　
　　“甚动人、多少离情，楼头水阔山无数。”“甚动人”，点出“离情”之“动人”——使人伤感；点出送别之地是“楼头”；由楼头极目远望，只见水天空阔，乱山无数；那么，对方此去之远，其觌面之难再，已不不言自明了。行文至此，在内容上已自成一大段落——写出了送别时的情景。
　
　　“记竹里题诗”三句，回忆两人最近的交往之乐。“春暮”点出时令，显然是在此别之前的一段时间：“载酒”、“题诗”，那是文人最常见的交往活动，以“竹里”、“花边”作背景，更增加它的韵致。“魂断”二字，是痛快之极的意思，不指悲哀；这两字不但指“江干春暮”，也兼指“竹里题诗”和“花边载酒”；三句联成一片，描写出一段欢乐的生活。以“记”字领起，说明它是保存在记忆中的已经失去的欢乐，以反衬今日别离的苦痛。这样，在抒写别恨方面，又深入一层了。
　
　　下片开头换了个角度，通过联系各自身世和时局而大发感慨。从“都莫问”到“任鸡鸣起舞”，是慨叹空有壮志而功名未立白发渐生。这几句必须稍加解释，才能领会作者的深意。韩元吉《宋史》无传，其行实多不可考。据《南涧甲乙稿》，知道他曾做过信州幕僚、南剑州主簿、江东转运判官等职；乾道末年为吏部尚书，曾出使多国；淳熙元年（1174）以后，两知婺州，一宰建安，晚年归隐信州。从“都莫问功名事，白发渐、星星如许”来看，此词可能作于入为吏部尚书之前，那时他四十多岁，故作此语。但他的慨叹功名未立，并不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这跟中原的恢复是有关系的。南宋的处境和东晋极为相似，故韩元吉用这个“鸡鸣起舞”的典故来策励自己。韩是河南许昌人，中原失守，“乡关何在，凭高目尽孤鸿去”。感叹乡关渺邈，有家难归，但目送归鸿而去，却也道出了爱国怀乡，建功立业之豪情。
　
　　“漫留君住”三句，又回到惜别，劝安伯姑且再片刻，持杯痛饮，这是舍不得分别的表现。“趁酴醿香暖”句的“酴醿”是酒名。黄庭坚《见诸人唱和酴醿诗辄次韵戏咏》“名字因壶酒”句任渊注引《王立之诗话》云：“酴醿本酒名也。世所开花本以其颜色似之，故取其名。”这里的“香暖”正是说酒。此言趁酒之香且温当持杯而醉：“瑶台露”是给美酒加上高级的赞辞。最后两句，是说不知何时才能重会，相约永远思念对方。“西窗夜雨”是取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诗意，冠以“愁绝”二字，就是说西窗下共话别后情况的机会难得了。这样的结尾，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惆怅。
　
　　韩元吉是南宋初期主战派人物之一，他和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人都有交往，词作亦具有辛派悲壮豪放之气慨。即使在这首送别词中，也不例外。
　
　　此词气酣意足，感情深挚；叙述层次开合变化，紧凑协调。值得一提的是《薄幸》这个词牌很少人填写，这一首却写得十分工整，平仄、韵脚、句读都中可格律，堪为典范。虚字“对”、“更”、“甚”、“记”、“任”等使用得十分妥贴，处在领起的位置，又都是去声字，声律上造成一种苦涩的韵味，与词的内容情调很相称。
　







六州歌头·桃花

　
　　东风着意，先上小桃枝。
　
　　红粉腻，娇如醉，倚朱扉。
　
　　记年时。
　
　　隐映新妆面，临水岸，春将半，云日暖，斜桥转，夹城西。
　
　　草软莎平，跋马垂杨渡，玉勒争嘶。
　
　　认蛾眉凝笑，脸薄拂燕脂。
　
　　绣户曾窥，恨依依。
　
　　共携手处，香如雾，红随步，怨春迟。
　
　　消瘦损，凭谁问？
　
　　只花知，泪空垂。
　
　　旧日堂前燕，和烟雨，又双飞。
　
　　人自老，春长好，梦佳期。
　
　　前度刘郎，几许风流地，花也应悲。
　
　　但茫茫暮霭，目断武陵溪。
　
　　往事难追。

　
　　《六州歌头》这个词牌大多是与悲壮激越的声情联系在一起的，如李冠（一作刘潜）的“秦之草昧”，贺铸的“少年侠气”，张孝祥的“长淮望断”。宋人程大昌早就说过：《六州歌头》本是鼓吹曲，音调悲壮，不与艳词同科（《演繁露》）。但是，韩元吉的这首《六州歌头》偏与常情相反，竞是一首典型的艳词！
　
　　这就象古时布阵打仗那样，虽有“常法”，然而“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岳飞语），只要用兵者别具“运用变化”之良才，是能收到“出奇制胜”的妙效的。韩词那缠绵徘徊悱恻、低回往复之情，不就是通过短声促节、繁句密韵的此调而熨贴酣畅地表达出来了吗？
　
　　词题是“桃花”，但实际内容却是借桃花诉说一段香艳而哀怨的爱情故事。唐崔护《题都城南庄》诗云：“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作者借崔诗之韵，再引入一些有关桃花的典故、成句，构成此词的“骨架”。作者在这个骨架上加以渲染、变化、展衍、引申，添上了茂枝繁花，使它形成了现在这样娉娉的特有风姿。
　
　　开头先以春风怡荡、红桃初绽起兴。“东风着意，先上小桃枝”，意可两解。一说，桃花中有一种“小桃”的特殊极品，它在正月即行开放（见陆游《老学庵笔记》），因此此句解为春天刚刚来临，小桃就独得东风之惠而先行开放。另一说则作一般性的理解，“先上”云云意在突出桃花形象之鲜妍，谓其占尽一时春光之美。二说可以并存，并不妨碍对于词意的理解。
　
　　“红粉腻，娇如醉，倚朱扉”三句则佳人比花，且渐由花引人。李白《清平调词》云“云想衣裳花想容”，那是以花来比人；这儿却是以人比花，——你看这朵桃花，岂非那浓施红粉、娇痴似醉、斜倚朱扉的佳人？
　
　　这样的写法，不仅使静物富有了人的丽质和生气，更为下文的由花及人作了铺垫。于是乃引出了“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式的回忆：“记年时，隐映新妆面”两句，就是前两句唐诗的“翻版”。不过作者在此之后又作了大段的渲染：“临水岸，春将半，云日暖，斜桥转，夹城西。草软莎平，跋马垂杨渡，玉勒争嘶。认蛾眉凝笑，脸薄拂燕脂。”这里就交代了会面的时间、地点、所见佳人之面容，与前两句唐诗相比更显具体细腻。而这体现了宋词（长调）
　
　　“铺叙展衍”的特点以及《六州歌头》短句促节的“优越性”。读到此处，我们不难想象中词人如何与佳人邂逅，从这么细致委婉的笔触中我们不难感到词人钟情之深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词情忽生转折：“绣户曾窥，恨依依”。这两句中所包含的内容，实际上概括了两人之间的受情曲折：“绣户曾窥”写他寻访、追求佳人的过程：“恨依依”则写他寻人不遇或未能如愿的惆怅失意。作者在此一笔带过，不去为它多花笔墨。这是因为，这一段情节不是本词的重点，它只在上文的“初遇惊艳”和下文的“别后相思”中占着一个“过渡”的地位。所以下片就转入第二次详细的描写——对于今日此地睹花而不见伊人之懊恼情绪的尽情描绘。
　
　　下片开头即以一“共”字相转接。仍在当年“共携手处”（这就暗示他在“窥户不遇”之后终于与她会面、结合了。这中间省去许多情节，细心的读者自不难体会出来）徘徊，可现今所见之桃花却已非往日的艳娇花可比，它早变得落红随步、香薄似雾，因而作者不由得要埋怨起春光的迟暮了。接下去四句则继言自身面对落花而垂泪的相思苦痛：“消瘦损，凭谁问？只花知，泪空垂”。由于伊人已不复可见，所以自己被别离折磨得消瘦憔悴，只有桃花可以作证，而她则毫不知闻，这就更添了一层愁闷。这上面六句，又是从花写到人，以落花的凋谢来映衬自己的伤感之情。行文至此，心绪益发紊乱，故下文就错杂写来，越见其触物伤情、哀绪纷呈：“旧日堂前燕，和烟雨，又双飞”，这是由“旧日堂前”的双燕所对照引起的“孤栖”心绪（其中暗用了刘禹锡《乌衣巷》诗句）：“人自老，春长好，梦佳期”，则从上文的“人不如燕”再次引出“春好人老”的悲感，且又以“梦佳期”三字绾合、呼应前面的“共携手”：“前度刘郎，几许风流地，花也应悲”，又一次扣住桃花，抒发了自己“刘邦重到”（暗用刘禹锡“桃花尽净菜花开”、“前度刘郎今又来”的诗意，又兼用刘晨、阮肇于天台逢仙女的典故）的伤逝心情。经过这一番缠绵往复的咏叹，最后结以“但茫茫暮霭，目断武陵溪，往事难追”，点明了感伤往事、旧梦难续的主题。因为“武陵”一语中暗藏着“桃花源”典故，所以仍与题面“桃花”关合。
　
　　总体来看，此词以咏“桃花”为线索，或明或暗地叙述了一段恋爱的故事：先在桃花似锦的良辰相遇，后在桃花陌上携手同游，再后来则旧地重来，只见桃花飘零而不见如花人的踪影，于是只能踯躅徘徊于花径，唏嘘生悲。而在诉说这段爱情的故事时，作者又始终紧扣着“桃花”这个题是面，曲折地抒发了自己的愁绪。所以确切说来，这首词是“咏物”与“咏怀”的巧妙集合，它是借物以抒情，借物以怀人。比之崔护那首结构较简单的七绝诗来，委婉风情和绮丽文采更胜一畴。而这，又是与作者活用《六州歌头》长调的特有声情分不开的。
　







好事近·汴京赐宴闻教坊乐有感

　
　　凝碧旧池头，一听管弦凄切。
　
　　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
　
　　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
　
　　惟有御沟声断，似知不呜咽。
　

　　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十二月，试礼部尚书韩元吉，利州观察使郑兴裔被遣为正、副使。到金朝去祝贺次年三月初一的万春节（金主完颜雍生辰）。行至汴梁（时为金人的南京）金人设宴招待。席间词人触景生情，百感交集，随后赋下这首小词。寄给陆游以后，陆游又写下《得韩无咎书寄使虏时宴东都驿中所作小阕》一诗，可作此词的参考。诗云：“大梁二月杏花开，锦衣公子乘传来。桐阴满第归不得，金辔玲珑上源驿。上源驿中捶画鼓，汉使作客胡作主。舞女不记宣和妆，庐儿（侍从）尽能女真语。书来寄我宴时词，归鬓知添几缕丝。有志未须深感慨，筑城会据拂云祠。”（见《剑南诗稿》卷四）可见金人的宴席是设在源驿。宋王明照《玉清新志》卷四云：“陈桥驿，在京师陈桥、封丘二门之间，唐为上元驿。……后来以驿为班荆馆，为虏使迎饯之所。”上元驿，盖即上源驿，北宋时既为“虏使迎饯之所”（犹今之宾馆或招待所），入金后当亦于此接待宋使。陆游诗不仅反映了设宴的地点，也大体说明了时间及歌舞伴饮的情况，对于此词的分析，是极有帮助的。
　
　　这首小词可谓字字哀婉，句句凄切，爱国情思通贯全篇。汴京原是宋朝故都，特别是上源驿原是宋太祖赵匡胤举行陈桥兵变、夺取后周政权、奠定宋朝基业的发祥地。可是经过“靖康之变”，这儿竟成了金人的天下。如今韩元吉来到这宋朝的故都，宋朝的发祥之地，江山依旧，人物全非，怎能不凄然饮泣？
　
　　词的上片运用了一个情境与它相似的历史事件，抒写此时此际的痛苦。据《明皇杂录》记载，天宝末年，安禄山叛军攻陷东都洛阳，大会凝碧池，令梨园子弟演奏乐曲，他们皆欷歔泣下，乐工雷海青则掷乐器于地，西向大恸。诗人王维在被囚禁中听到这一消息，暗地里写了一首诗：“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宫何日再朝天？秋槐叶落深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诗中描写了战后深宫的荒凉景象，表达了自己的哀苦心境。韩元吉此词，在措词与构思上，无疑是受到这首诗的影响。但它所写的矛盾更加尖锐，感情更加沉痛。
　
　　因为作者是直接置身于矛盾冲突之中，对心灵的震动更甚。“凝碧池”虽是以古喻今，属于虚指，而着一“旧”字，则有深沉的含义。偏偏就在这宋朝旧时“虏使迎饯之所”，听到宋朝旧时的教坊音乐，“汉使作客胡作主”，整个历史来了一个颠倒。这对于一个忠于宋朝的使者来说，该是多么强烈的刺激！上源驿的一草一木，教坊乐中的一字一腔，无不震憾着他的心灵，于是词人不禁发出一声感叹：“多少梨园声在，总不堪华发！”这是一个从声音到外貌的转化，其中蕴含着复杂的心理矛盾，包藏着无比深沉的隐痛。因为这音乐能触发人的悲愁，而悲愁又易催人衰老，所以说“总不堪华发”。词人以形象精炼的言语，道出了自己在特定环境下复杂心理活动，手法是极其高明的。
　
　　词的下片，构思尤为巧妙。开头两句，既点时间，亦写环境，并用杏花以自拟“杏花无处避春愁，也傍野烟发。”以虚带实，兴寄遥深，其中隐有深刻的含义。所谓写实，是指杏花在二月间开花，而汴京赐宴恰在其时。金人的万春节在其中都燕山（今北京市）举行庆典，韩元吉此行的目的地为燕山；其到汴京时间，当如前引陆游诗所云在二月中间。杏花无法避开料峭的寒风，终于在战后荒凉的土地上开放了；词人也象杏花一样，虽欲避开敌对的金人，但因身负使命，不得不参与宴会，不得不聆听令人兴感生悲的教坊音乐。词人以杏花自喻，形象美丽而高洁；以野烟象征战后荒凉景象，亦极富于意境。而“无处避春愁”五字，则是“词眼”所在。有此五字，则使杏花人格化，使杏花与词人产生形象上的联系。此之谓美学上的移情。“野烟”二字，虽从王维诗中来：“杏花”的意念，也可能受到王维诗中的“秋槐”句的启迪，但词人把它紧密地联系实境，加以发展与熔铸，已浑然一体，构成一个具有独特个性的艺术品。
　
　　结尾二句仍以拟人化的手法，抒发心中的悲哀。北宋汴京御沟里水，本是长年流淌的。可是经过战争的破坏，早已阻塞干涸了。再也听不到潺潺流淌的声音。这在寻常人看来可能没什么感觉，可是对韩元吉这位宋朝的使臣来说，却引起他无穷的感怆，他胸中怀有黍离之悲，故国之思，想要发泄出来，却碍于当时的处境。满腔泪水，让它咽入腹中。但这种感情又不得不抒发，于是赋予御沟流水以人的灵性，说它之所以不流，乃是由于理解到词人内心蕴有无限痛苦，怕听到呜咽的水声会引起抽泣。这样的描写是非常准确而又深刻的。人们读到这里，不禁在感情上也会引起共鸣。
　







霜天晓角·题采石蛾眉亭

　
　　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
　
　　天际两蛾凝黛，愁与恨，几时极！
　
　　暮潮风正急，酒阑闻塞笛。
　
　　试问谪仙何处？
　
　　青山外，远烟碧。

　
　　据陆游《京口唱和序》云：“隆兴二年闰十一月壬申，许昌韩无咎以新番阳（今江西波阳）守来省太夫人于闰（润州，镇江）。方是时，予为通判郡事，与无咎别盖逾年矣。相与道旧故部，问朋俦，览观江山，举酒相属甚乐。”此词可能是元吉在赴镇江途中经采石时作。（他在镇江留六十日，次年正月即以考功郎征赴临安，故离镇江后不便再有采石之行。）《宋史。孝宗本纪》载，隆兴二年十月，金人分道渡淮，十一月，入楚州、濠州、滁州，宋朝震动，酝酿向金求和。这就是作此词的政治背景。
　
　　词的上片，采用于动写静手法。作者随步换形，边走边看。起句“倚天绝壁，直下江千尺”，气势不凡。先是见采石矶矗立前方，作者抬头仰视，只觉峭壁插云，好似倚天挺立一般。实际上，采石矶最高处海拔才一百三十一米，只因横空而来和截江而立，方显得格外倚峻。待作者登上峰顶的蛾眉亭后，低头俯瞰，又是另一幅图景。只觉悬崖千尺，直逼江渚。这开头两句，一仰一俯，一下一上，雄伟壮丽，极富立体感。
　
　　“天际两蛾凝黛，愁与恨，几时极！”作者骋目四望，由近及远，又见东、西梁山（亦名天门山）似两弯蛾眉，横亘西南天际。《安徽通志》载：“蛾眉亭在当涂县北二十里，据牛渚绝壁。前直二梁山，夹江对峙，如蛾眉然。”由此引出作者联想：黛眉不展，宛似凝愁含恨。其实，这都是作者情感的含蓄外露，把人的主观感受加于客观物体之上。
　
　　作者究竟恨什么呢？
　
　　韩元吉一贯主张北伐抗金，恢复中原故土，但反对轻举冒进。他愁的是金兵进逼，南宋当局抵抗不力，东南即将不保；恨的是北宋覆亡，中原故土至今未能收复。“几时极”三字，把这愁恨之情扩大加深，用时间的无穷不尽，状心事的浩茫广漠。
　
　　如果上片是由景生情，那么下片则又融情入景。
　
　　“暮潮风正急，酒阑闻塞笛。”暮，点明时间；兼渲染心情的暗淡。又正值风起潮涌，风鼓潮势，潮助风波，急骤非常。作者虽未明言这些景象所喻为何，但人们从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作者强烈的爱憎情感。酒阑，表示人已清醒；塞笛，即羌笛，军中乐器。当此边声四起之时，作者在沉思什么呢？
　
　　“试问谪仙何处？青山外，远烟碧。”很自然地，作者想起了李白。李白曾为采石矶写下过著名诗篇，在人民口头还流传着许多浪漫神奇的故事，如捉月、骑鲸等：更为重要的是李白一生怀着“济苍生”和“安计稷”的政治抱负，希望能像东晋谢安那样“为君谈笑静胡沙”（《永王东巡歌。其二》）。但他壮志难酬，最后病死在当涂，葬于青山之上，至此已数百年；而今但见青山之外，远空烟岚缥碧而已。韩元吉虽然身任官职，但在当时投降派得势掌权的情况下，也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读者从虚无缥渺的远烟中，已能充分领悟到他此刻的心情了。
　
　　此词含意深长。它以景语发端，又以景语结尾；中间频用情语作穿插。但无论是景语或情语，都饶有兴致。并且此词虽名为题咏山水之作，但显然寓有作者对时局的感慨，流露出他对祖国河山和历史的无限热爱。向来被认作是咏采石矶的名篇。怪不得元代吴师道认为：在题咏采石蛾眉亭的词作中，没有一篇能赶得上这首词。（参阅唐圭璋《词话丛编·吴礼部词话》）此词收在韩元吉的词集中。黄昇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录此篇，署为刘仙伦作，不知何据。但就风格而言，此词确与韩元吉他词近似；而不像是以学辛词著称的刘仙伦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