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见   

嘘堂 

    上网一年不到，偶尔因自己或别人的作品，发些极短的议论。刚才看到猫兄的诗论，谈得很好，姑从自己以前的议论中摘出若干条，凑个闲趣。谈不上中道之论，故名边见。 
    又既是网上的议论，不免有往复。但在这里，不便将上下的原帖都附上，只能请诸君臆测默察了。 

    论诗不可苟作 

    （一） 诗词虽小道，要须有寄托。汗漫成章，固可驰骋才藻，日熟日顺，而元气亦日丧其间，难臻深广，正恐得不偿失。昔读明人尺牍有一语，曰"人须自逆"，窃谓写诗填词，亦当作如是观。  

    （二） 我一向以为生活是诗词的源泉，且是唯一的源泉。但我认为在生活的表层"群居终日"并不可能有真正的寄托。现代格律诗要发展，绝非掺杂些现代语汇所可解决，而首先要融入当下的生存体验。这个体验不是现成的，需要诗人自己殚精竭力地去挖掘、把捉，然后艺术地再现之。唯此，作品始有一定的价值。诗源于日常生活，亦必须高于日常生活。达不到这个标准，就谈不上是诗，遑论现代、古典或自由、格律哉！ 
　　其实，我的本意只是想说诗不可苟作，以免有才情者浪费了他的资粮而已。  

    （三） 寄托非窠臼，盖寄托不必同，如人各有一副面目也。然无寄托则无面目，无面目何以言诗？ 
骨骼须是养成。取法乎下，必为佝偻。诗言志，诗缘情，诗不可移，情志可移也。 

    论唐诗之弊 

    读诗必及唐，学诗必自唐，谈诗必称唐，在中国人的文学生活里基本上是条铁则。唐诗的绚烂、雍容，唐诗的丰富意象和高超技巧，确乎达到了后无来者的境界。但从我个人的阅读经验言，随着涉历日广、思虑日深，愈来愈感到唐诗作为一个整体，有着极大的缺陷--在圆熟的技巧背后，往往少了些诚挚的热爱；而精致的表现中，每每难觅对生命本体的深切关怀。这时展卷再读诗经、楚辞、汉乐府，以及魏晋古诗，不免生出异样的亲切感，闻其音如睹其面，咏其歌如获其心，而其喜怒哀惋、长吁短嗟，罔非幽幽不得已，戚戚与我同。读诗至此，唐的盛大与成熟，竟显苍白。 

    论直白 

    悠哉君，我欣赏的"不直白"，是言有尽而意无穷。进言之，不是故作古拗，或单在兴象上玩游戏，而是胸中真有无穷意思，非言辞所能尽者。 

    论典 

    《诗》典乎？《骚》典乎？汉魏典乎？用者不觉其僻涩，无者不觉其浅俗，盖性情风骨贯乎其中也。天地变，斯道不变，不得以趋新掩其无学，亦不得以守故夺我灵枢。无我，故只是僻；无学，新只是俗。 

    论电脑作诗机 

    本雅明氏尝谓此时代为机械复制时代，电脑作诗，势所必然，乌足骇怪哉。适可剔伪汰劣，使知诗道真旨之所在也。 
　　电脑作诗不足骇，可骇者，作诗如电脑耳！ 

    论古体近体 

    乞颜兄过谦了，古体实较近体难攻。我一直喜欢古体，但始终不太敢轻越雷池，因为还到不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境界。用佛家的话来譬喻，古体比近体更具大乘的气象，象我这样根基不厚的人，虽心向往之，总不免有临渊之叹。 
　　当然，近体也并不易为。以前读诗话，尝见律体贵有古意的说法，我以为这是很高的见地。真达到这一点，庶可谓殊途而同归了吧。 

    复"拯救诗词之我见"帖 

    （一） 新酒如何装入旧瓶，我也不会。以前新、旧体诗都写，但并不能打通，只是视当时的情绪、语感来选择诗体，便如垃圾分类后倒入不同的袋子，新者自新，旧者自旧。虽有精神分裂之嫌，倒也各安其份，两不相扰。近两年新体诗基本是停下来了，只偶尔写两首古体诗词自慰，但确乎又感到古体的局限，难以深切表现现代性的情感和思虑。最近在这里看到一些讨论，包括乞颜、小牧诸兄的尝试，隐隐受到触动，但仍不敢肯定一定有条打通两者的路。 
不过，这条路也未必就没有，我想，如果有的话，恐怕还得从《诗》、《骚》、汉魏乐府的精神里去寻。 

    （二） 还是一句话：先须是酒。 

    （三） 酒陈乃香，然固有过手便酸者。  

    王氏（国维）学问大家，观其诗词，用典、指代，俯拾皆是。境界说、不隔说，只是叫人终须认取自家风光，勿被陈文固义所碍，是犹释氏直指当下、空其法执之趣也。经云："若能转物，即同如来"，不是无物，要在转得动否。 

    论诗论之作用 

    古今诗论作者，诚乏射雕手，然不得遂谓诗论为无用之物也。创作与鉴识各是一种能力。可相辅互进而不必相合。通家自古罕有，精乎一能，亦不易矣。吾尝闻"能行不能言，国之用也；能言不能行，国之师也；能行能言，国之宝也"。取其能者，可矣。 
　　又创作平平而鉴识精微者，世多有之。鉴识鄙陋而创作高妙者，吾未之见也。欲高其创作，必当先锐其鉴识。然则鉴识何以锐？曰：厚其学养而已矣。 

    百年前的旧瓶新酒 

    看见小牧兄的帖子，提到"诗界革命"。恰巧手头有一本刚从地摊淘来的《饮冰室诗话》，内里录的是那个时代的作品，有些大概可算"旧瓶装新酒"的实例，便顺手敲在一起。……其实，象黄公度、康南海、梁任公等，最能反映旧瓶新酒之旨趣的，应是他们的古体长诗。其中欧亚文化、新旧名相披离错杂，而复元气淋漓，有以贯之，非绝大胸臆、绝大学养、绝大气力之大不能为。是亦时世所造，今者弗及也 

    论诗词之技巧，兼驳訾稼轩者 

    会技术只是个匠！诗词之衰，在道不在术。 
    稼轩词固非小儿女所宜也！ 

    论诗匠 

    所谓匠，见术不见道、为文造情、以物役我者也。 

    论诗之顿悟 

    渐极而顿，顿只是质变之一瞬，欲顿必有个量变的过程在先。证道、作诗乃至用情盖莫外是。 
　　我非生而知之者，故所见如此。 

    论书卷气 

    胸中若存万卷，下笔岂得无此气？但不得以书卷掩情性之真耳。 

    读问余斋主人诗，兼论诗心 

    每有斥古诗为古董者，若此作，可杜彼口。善哉善哉！ 
    有关怀而后有诗人。关怀有二，一曰终极关怀，生命本体之感悟与超越也；二曰社会关怀，社会历史之责任与道德也。诗体有古今之别，诗心无替也。心无替，诗不亡。  

    初学门径 

    《唐诗三百首》，不过清人所辑一流行选本耳，初学固可以为启蒙门径，欲窥堂奥，正不必胶此。如觉集中某家与己气类相投，可求其专集通读之，以达彼趣。所及稍宽，则可求各种唐诗古选本参合读之，如《唐人选唐诗十种》等，以见旨趣之离合，察标格之替易，然后默然有识于我心也。 
    至若汉魏古诗及《诗经》、《离骚》，犹不可不读，盖所以明本知源、厚息立格者也。古人设教，幼承五经，《诗》在其中矣。今人学诗，则率自《唐诗三百首》下手，每终其身惟知有唐。此所以今人不如古人之一因欤？ 
汉魏古诗，上接诗骚之绪，下启隋唐之风，最为关捩。即李杜辈，未尝不深相师法。初学或不能尽见，然宜取沈德潜《古诗源》与《唐诗三百首》共读，养成骨力，庶免坐圆滑流便之习。 
    此诸端外，行有余力，不妨辅以古人诗论，定有受益。清人诗论繁出，所究颇有精通处，或纵畅风旨，或细科字句，披检一二，往往得金。坊间向有《清诗话》之刻，可为案头首备。而若《《文心雕龙》》一篇，自是鸿宝，惟学而时习之而已矣

    论〈诗〉兼辩学、思》 

    前发《边见?初学门径》帖，推荐了几本我以为初学诗者所应读的故籍。有红笺君问曰"不知创作《诗经》的那些不知名的作者（劳动人民？）读过嘘堂推荐的这些诗书没有"。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未尝不能代表一种错误的见解，兹略答如下：
    1、文化及其种种表现形式是累积而发展的，诗歌亦然。学承古人的文化遗产，博取可资，乃增进个人对诗歌之认识、理解及创作能力的最基本和有效的手段，这点似乎没有反对的余地。中国古代文明之发达，正是建立在对其前文化成果表示尊重和善于学习、继承之基础上。以诗言之，《尚书?尧典》载帝舜之言："夔，命汝典乐，教胄子……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神人以和"；《礼记?王制》曰："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皆其证也，未可遽谓商周古人皆不学也。至若其所可得师学之资粮也有限，或土人（君所谓"劳动人民"）竟不能有师学之机会，特文化未周广发达之表现也，是殆其缺陷与不幸也，乌得引此作废学亦可为诗之证哉？
    郑玄《诗谱序》云："诗之兴也，谅不于上皇之世"，盖荒古蛮民，虽"声音繁变寝成言辞"（周氏《汉文学史纲要》），然其歌咏颂祝，发乎草昧，无以文之，故不得以诗名也。及《诗》之作，兹体乃定，文质彰映，源流渐开。而其质朴未磨、直出心志者，犹可深玩，以矫今世绮靡浮薄之习。
    2、红笺君似乎以为《诗经》的作者多是劳动人民，这也是个近几十年颇流行的误解，尤其在未谙国故者中间很流行。
    征《诗》之源，可及西周"六诗"之义。《周礼?春官?大师》云："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以六德为本，以六律为音"，授诸瞽矇，基本功能端为纳于乐教之国家仪式之记诵、祝祷或颂赞。今之惑者，率以雅、颂为庙堂之声，而风为民间土谣。不知"风"原义通讽，指乐中之一种讽诵形式。雅、风之别，只在音歧律别，如《论语正义》"王都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国之音不尽正，故以风名"云然，初非以阶级、文化等级为划也。
    若夫采诗、奏诗，如《礼记?王制》载天子于岁二月东巡狩，"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汉书?食货志》载"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诚为周世制度。然察《国语?周语上》"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语，可知"诗"之汇集，固非皆野谣俚歌，而凡其类，亦当有以文藻修饰之。风有讽谏义，周末王道日衰，而《毛诗序》所谓"变雅"、"变风"渐盛，就中亦多为卿大夫之所作所献也。
又，《诗》之定本删成于孔子，察其文体结构，可类分为五，郊庙祭祀也，王室朝会典礼也，贵族享宴也，贵族之"怨刺"、春秋流行各国之婚恋、农事、征役诗也（袭今人王昆吾说）。由此亦可证"劳动人民"诗歌说之非也。
    3、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前帖专论读诗次第，只在言学，未畅体物谛心之谈，是或令红笺君质疑之端欤？然纵以思攻学，其疑也固妄也。 

    关于入声在现代汉语北方话中的消亡

    韵尾辅音在现代汉语的北方方言中只有两个：n 和 ng。中古音有三种塞韵尾：[-k] [-t] [-p]，和三种鼻音韵尾：[-ng] [-n] [m]，两组韵尾彼此对应。前者就是经常引起争论的入声字。中古音的韵尾架构完整保存在今天粤方言中。上古汉语中可能还存在：[-g] [-d] [-b]这样的韵尾。因为《诗经》中有开音节的字（阴声韵）和入声字押韵的情况，所以一些语言学家认为这些阴声韵可能都带有和入声韵相对应的韵尾，后来这些浊塞音韵尾脱落了，变成了去声。谨慎一点语言学家发现很难在现代方言中找到这样的对立，就这类字拟成喉塞音韵尾。这喉塞音韵尾在现代吴语、江淮官话等方言的入声字中都保存着。一般认为，入声字的消亡经过了一个有清塞音韵尾转变到喉塞音韵尾的过渡时期，上面所说的吴语、江淮官话正处在这种阶段。这种喉塞音韵尾的脱落意味着入声字的最终消失。

    综合其他方面的因素来看，汉语辅音的发展存在着一种简化和合并的趋势。辅音的简化合并对声调的产生和变化有重大影响。从同系语言藏语的发展看，这种观点不能说没有道理。古藏语复辅音系统原来是很复杂的，而且没有声调。但是现代藏语以卫藏方言中拉萨话为代表，则基本上没有复辅音，并且产生了声调。而安多方言至今仍然没有声调。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汉语和藏语的同源关系越来越明显，我们没有理由在怀疑上古汉语中存在的复辅音系统，和它的消失和汉语声调的关系。

    关于入声字的消失。首先澄清一些误解。一钦定说。国家定普通话作为国家标准语，只不过履行一项法律程序而已。实际上在正式场合使用的以北方话语音系统为基础的民族共同语在此之前早就形成了。这不是那个人能够定下来的。二外族入侵说。外族入侵对语言发展有影响，但这种影响往往是表象的，很难是结构性的。像蒙古语、满语、维吾尔语都是有塞音尾闭音节词的语言，我相信这些民族的人发汉语入声的塞音尾不会有什么障碍。三定都说。更是不可思议。中国民国定都南京。国语没有入声调，但是属于江淮官话的南京话是有入声调（喉塞音尾）的，为什么民国政府不定南京话为国语，民国政府的不少领导人都来自两广江浙，对入声调对不陌生啊。相反我觉得南京话的入声调现在已经越来越不明显。

    所以说，任何一种语言本质上还是按照自身规律发展，内在的东西起决定性的作用。汉语韵尾的发展，我看到这样一条规律：不同声位的破裂音韵尾合并为喉塞音韵尾，喉塞音韵尾最终脱落，入声韵派入其他声调。北方话入派三声几乎没有什么规律，可见其复杂性。共同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同化能力非常巨大，尤其在次级方言中。比如扬州话中，"去"的声母本是[k]。但越来越多的人念成汉语拼音q。像"桑塔纳"这样的专用名词，"塔"本是入声，但口语中已不得不去掉入声尾，念成和"它"近似的音。如上所说，南京话中的入声可能会很快逐步消亡。这方面粤语自然比较顽强，因为他仍具有分别独立的破裂音韵尾。

    从整个汉语方言区分布来看，入声韵尾的消亡也是不平衡的。今天虽同处北方，大的方言系统中晋语还有入声。也不排除个别次级方言还存在部分入声。这个过程最晚恐怕是从两宋开始的。这时期辅音中的浊声和入声韵尾开始转变和消亡。浊声的消亡导致后来平分阴阳（前一段我也提到过辅音的演变对声调会有影响）。入声韵尾脱落使得在词中以入代平和入去声同押成为可能。这种现象在北方地区的普遍存在可能要到元代，在元人周德清划时代的《中原音韵》一书中可以反映出来。明朝的移民和驻军活动将北方话范围大大扩大，当时北方话中的入声基本上算是彻底不复存在了

    再复无板兄论咏时事诗

    无板兄，大教敬悉。所言有可合者，而歧者固歧，容更陈之。
来教斥今之咏时事者多负道德上之优越感、满足感，遂不能尽艺者之能事。此我所不能认同者一也。诗言志，诗缘情，道德理想本情志中固有之义，诗人执此默察时事，写我心声，激扬蹈厉，寄托忧患，此何足病？顾此道德理想养之浩然，励诸颠沛，有之不假籍，出乎不得已，一旦发于文字，略尽其微旨深肠于万一，而感精神之愉悦、满足，此亦何足病？若道德优越感，有道德者恒居之，非欲凌驾庸流，特常觉世患于机先，莫辞大任于人后也。而世每多负其蛮触蜗角之浅见小利而感优越者，视此不亦陋乎？
至如所谓因题材之"特殊化"而拒绝批评乃至坐成艺术之"庸俗化"，我以为诚咏时事者所当深戒。幸知见所及，病此者寥寥。惟兄自命"有经验的支持"，复以"臆断"自遁其辞，俨然先验，则已置此论题于不可诤辩之地矣。平心而论，今之咏时事诗多有瑕疵，敢云尽美，然自是作者情志未深，心笔难协，初与题材无涉也。纵有之，恐亦缘久驰绮靡，常蹈虚声，方返实际，转难措手。故我谓时事诗，今日正不妨目为一特殊题材，以兴观群怨不绝如缕故也，以变雅之变莫能接续故也，以其为弱势者、为衰疲待起者故也。而兄置剿袭陈腔之滔滔者于不论，视徒竞侈丽之芸芸众若无睹，忽膏肓之症于将死，责扶正之方于未济，何眼中梁木之巨哉。
    蕴籍一说，兄论之颇细。惟我前帖拈出此义，盖针对旧山等帖辞意而设，语境各异，与兄所发挥者未必尽同。约言之，我前帖所论，主用"直显"之对称义也，专言语言形式之婉曲者，且亦仅言不得以此蕴籍为评价时事诗之单一标准。原文具在，可以复按。而兄发挥之蕴籍义，乃该作品之形式与气韵神理于一词，究其侧重，或与我素所注重之"寄托"义略近。（如拙论《边见?一》尝谓："诗词虽小道，要须有寄托……寄托非窠臼，盖寄托不必同，如人各有一副面目也"）如此，则此节实无劳申辩矣。
    又兄不喜见"社会生活"四字，以为"生活"足以括之。然题材原殊，界定甚明，咏时事诗固不同专注个体内在性之抒情诗，本多与外界社会现实结缘者也。兄亦知任何诗者之社会性均断无割绝之可能，然则何以讳莫如深，必欲去"社会"二字而后快？虽然，兄有说焉："因为我知道，如兄等所谓的"社会生活"是关于国家、民族、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等等等等那些大题目的，是摈弃"狭隘的个我"在外的。我不以为个人生活琐事、悲欢愁喜、风花雪月、文字游戏就不值得入诗"。然除文字游戏，我何曾作此等语？此又兄之臆断矣。姑再引拙论时事诗之帖（《一通告示》），以辞所罪。
    "所谓的新，我想大概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容的新，即它是从当下的生存境况中，通过切实的关怀、体验而挖掘、开展出来的活生生的事物，而非优孟衣冠，无病呻吟。一个是形式上的新，即能够在语言、风格等方面做出有意义的尝试，不悖传统而有所发展。反映到创作中，二者可能有合有离，这就端看作者自己的创作习惯和方向了。"
    "时事，可以泛谓现时之事，不必限其小大轻重。重大的社会事件固然是题中要义，种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乃至微细的新生事物，也都可预其列。另外，象重大的节庆或纪念日，同样可成为专题的选项，只要它们能够催生出发之以情、言之有物的好作品来。"
    质言之，个我乃情志之主体，摈主体、灭性情而言诗，虽愚氓亦知其不可也。而我诚有不满于今日之诗界者，非"狭隘的个我"，特"个我之狭隘"也。琐事如何道不得？悲欢如何赋不得？风月如何吟不得？惟此中须有个情志在做主，有个寄托在活动。情志深广，堂庑自宽，便自无微不入，而无微不著。如前人评杜诗"材料一无拣择，义谛总归性情"，"正以其负力之大，寄悰之深，能直抒胸臆，广酬事物之变而无碍"。倘寄托薄寡，则体格必趋卑下，纵斤斤雕镂，丽藻纷缀，亦不过结巧构以菟丝，眩耳目乎一时，终不能卓然成其大家数也。此语虽征诸百代，敢言不易。
    仓促作答，未尽所怀。见有所执，何辞往复。复录《文心》一节于下，以佐边见。若拙诗草草，正待兄点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