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觌（1109-1180）字纯甫，号海野老农，汴（今河南开封）人。以父任补官。孝宗受禅，除权知阁门事兼傒办皇城司。又常侍宴应制，其应制诸词，见《乾淳起居注》。觌与知阁门事龙大渊怙宠依势，世号“曾龙”，为大臣所劾。乾道初，出为淮西副总管，移浙东。淳熙元年（1174），除开府仪同三司。六年，加少保、醴泉观使，权震中外。淳熙七年卒，年七十二。《宋史》列于《佞幸传》。有《海野词》一卷。
　



阮郎归

　
　　柳阴庭院占风光，呢喃清昼长。
　
　　碧波新涨小池塘，双双蹴水忙。
　
　　萍散漫，絮飘飏，轻盈体态狂。
　
　　为怜流去落红香，衔将归画梁。
　
　
　　据周密《武林旧事》卷七记载，南宗、孝宗、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三月初十，宋孝宗陪太上皇宋高宗，至后苑赏花，“回至清妍亭看茶蘼，就登御舟，绕堤闲游。（太上皇）倚阑闲看，适有双燕掠水飞过，传旨令曾觌赋之，遂进《阮郎归》。”可见这是奉旨填词。
　
　　邹祇谟《远志斋词衷》说：“咏物固不可不似，尤忌刻意太似。取形不如取神，用事不若用意。”此词深得其中之昧。处处说燕，而终篇无一燕字。说它写得不像，却很像；说它像，却又不太像，妙在似与不似之间，取其神而不袭其貌。词人主要通过烘托、陪衬等方法，迂回曲折地描写燕子所处的环境，燕子的声音、动作和体态；同时还借助了明喻和暗喻等手法。词的起首二句先写环境，后写声音。庭院深深，杨柳阴浓，渲染了庭院的深邃静。在这寂静的环境中，唯有双双紫燕，终日呢喃，神态上这就突出了词中的主体。不径说燕子，仅以“呢喃”二字，从声音上勾画出它的特点，接着后面两句，也以同样的结构，先写环境，后写动作，只是词人的眼先已庭院移到池塘。
　
　　一池春水，雨后新涨，碧波荡漾，境极美矣。此时忽有双双燕子，掠水而过。这是以环境之静，烘托燕子之动，动静相宜，便产生优美的情趣。“蹴水忙”三字，可谓得燕子之神。蹴者，踏也。你看一只燕子刚从水面上点了一下，飞了过去，紧接着又一只燕子从水面上点了一下，飞了过去……飞燕踏水，前后相续，活生生的一幅飞燕闹春图。呈现于读者眼前虽不言燕，而生动的燕子形象已入读者眼帘了。
　
　　过片二句，通过环境的渲染、烘托，又进一步运用明喻或暗喻摹拟燕子的形象。用比喻亦不易，“体认稍真，则拘而不畅；摹写差远，则晦而不明”（见张炎《词源》论咏物），其妙亦在似与不似之间。“萍散漫”，承上片“池塘”而来。池塘上浮萍点点，逐水飘流，映衬了空中的飞燕。“絮飘飏”承起句“柳阴”而来。既云有阴阴杨柳，自有柳絮飘飏，于中也自然地点出时当絮飞花落的暮春，与《武林旧事》所说的“三月初十日”恰相符合。柳絮在风中飘扬，烘托出燕子在天空飞翔的姿态。其体态轻盈，情韵杳眇，悠然可想。而着一“狂”字，回味无穷。
　
　　结尾二句，是全篇的警策，犹如画龙点睛，全篇因之警动。暮春时节，落红阵阵，有的飘在岸上，有的落入水中，惹人怜惜。词人说：“为怜流去落红香，衔将归画梁。”写燕子惜花，同时也将人之怜香惜艳的心情反映出来。明人沈际飞评曰：“怜香惜艳，燕大不俗。‘落花都上燕巢泥’，根出在此。”（《草堂诗余正集》卷一）“落花都上燕巢泥”，是李清照（一作周邦彦）《浣溪沙》中的句子。李清照早于曾觌，曾词人之根可能出于李词。然李词所的只是燕子衔泥筑巢的结果，而曾词则刻画其过程，形象更为生动，情感更加浓厚。同时，下句的“归”字与上句的“去”字，相互呼应，落花逐水而流，而多情的燕子却把它一口一口衔回画梁，筑成芳巢。这就赋予燕子以大雅不俗的性格，实际上也映射出词人自己的“心影”。
　
　　这词的艺术表现手法是相当成功的。
　







金人捧露盘
　
　　庚寅岁春，奉使过京师，感怀作

　
　　记神京，繁华地，旧游踪。
　
　　正御沟、春水溶溶。
　
　　平康巷陌，绣鞍金勒跃青骢。
　
　　解衣沽酒醉弦管，柳绿花红。
　
　　到如今、馀霜鬓，嗟前事、梦魂中。
　
　　但寒烟、满目飞蓬。
　
　　雕栏玉砌，空锁三十六离宫。
　
　　塞笳惊起暮天雁，寂寞东风。
　
　
　　靖康二年，汴京失守，徽、钦二帝被掳，宋室南迁，曾觌也在这一历史转变之期，流亡江南，不久就做了南宋官员。孝宗登基后，他逐渐受到重用。此词自注云：“庚寅岁春，奉使过京师，感怀作”，“庚寅”为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据《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一载“汪大猷为贺金正旦使，俾觌副之。”他们于当年二月完成使命，回到临安。可见，这首词是曾觌在归途中“过京师”所作。
　
　　此时的汴梁城已为金人统治四十多年，成了宋金多次战争的边缘地带，已破败不堪。而词人自己也已经六十多岁，回想往昔离开时，还是青年，而今路过，却是白发萧萧，垂老矣。举目所见，那昔日的歌舞之地，宴游之处，已成今日的断井颓垣；那昔日的天街，今日如同地狱般的凄凉。睹物情伤词人既悲去国，又悲流年，于是，便将这万千感慨，一齐注入词中。
　
　　词的上片以“记”字领起，统领始终。“神京”二字点明感怀对象。繁华地，旧游踪“二句，前句概括性也介绍了京都，后句词人便把自己引入作品之中，表明了他与京都的密切关系。这三个短句构成上片的第一段落，为后面描绘和抒情准备好了铺垫。
　
　　“正御沟、春水溶溶”以下，作者紧扣“春”字进行描绘。摹写了自然景物。其中，“御沟”标志宫庭之所在，承接前面的“神京”而来。流淌在御词里明净的春水。由此可以想象那生机勃勃的草木，而这一切都引发了京师人士无限的游春意。
　
　　从“平康巷陌”到歇拍的“柳绿花红”，是上片的第三段落。“平康巷陌”，本指歌女聚居之地，这里还指秦楼楚馆、酒肆茶坊、勾栏瓦市等游乐场所。
　
　　“绣鞍金勒”句说的是那些“章台走马”的男子，“解衣沽酒”句概写他们的游乐。“柳绿花红”应当是指代城市中献伎的女子。她们穿红着绿，正是所谓“柳绿花红”。而“平康巷陌”则是以这些人为主体的。在宴饮场中，文娱之所，她们是免不了的。因此，此词在“醉弦管”之后，立即补上“柳绿花红”一句点明那些女子正在献艺。这一段落重在写京都市人游冶及宴钦等方面的情景，通过这寥寥数笔，我们便可以想见当时国泰民安。
　
　　词的下片笔锋一转，情调随之而变。起首的“到如今”三字，与上片中的“记”字相呼应，它把词人的神思再度拉回现实。“嗟往事、梦魂中”六字，引发上面蕴蓄的势态，于是，今日的衰败与昔日的繁华便在这里得以绾合。这是六个沉重的字眼，那些令人沉醉的“前事”只能在“梦魂”之中得以出现，这当然是令人伤痛的事情，所以词人在“前事”上更着一“嗟”字，充分表现了苦楚之情。“馀霜鬓”三字，承接前事已成空而来。虽然，这里作的陈述，极为客观，但它的内中却饱含着词人的万般无奈与无限的悲哀。这几句为下片的第一个段落，在这里，词人运用了实事虚写的方法，使其情感更为浓厚。由此，全词转向深入，全词的中心也因此自然推出，即作者过京师之“感怀”。
　
　　“但寒烟”至全词的结束，为下片的第二个段落。重在写词人所见，以景物渲染气氛，为抒情服务。“但”字一直贯穿到底，引出今日所见之景：有映入眼帘的唯有漠漠的寒烟和瑟瑟凉风中飘飞的蓬草；昔日的殿宇徒然伫立，而那当年喧嚣的百官朝拜之所，天子臣子议政之庭，早已渺无人迹；苍茫的暮色中，唯见寒笳悲吟声中惊飞的塞雁；依然是昔日拂面的东风，可是，它们今日送来的却只有那说有出、道不尽的凄寂与酸楚。
　
　　这首词在写作上颇具特色，它主要是以多方面的对比来抒发词人的情感。纵观整首词上下片，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这一点。
　
　　首先，上片以“记神京”引起，下片以“到如今”发端，它们分别贯穿了上片和下片的始终，从而形成了鲜明地、在跨度地对比。就全词所展示的景象来看，是昔日京师宴乐与今日寒笳凄厉、哀鸿长鸣的边塞形成的鲜明对比。在这种强烈的大起大落中，作者的黍离之悲、伤痛之情得以充分地表现。
　
　　其次，从用笔上看，全词写得比较徐缓。但由于作者在上下片中摄取不同景物和注入不同的情感，这种徐缓所起的作用也有差异。就上片来看，它用于较为平实的铺写中，从而表现出一种欢乐惬意的情绪。而当它用于下片的以虚写为主、且更加深刻的描写中时，这种徐缓便将词人的痛楚之情增浓变厚了。
　
　　最后，就全词的着色来看，虽然同是写春天的景象，但词的上片明丽柔和，而下片更偏重于凄迷冷寂。它们与词人所要表现的情感相吻合起到了衬托和渲染的作用。
　







忆秦娥·邯郸道上望丛台有感

　
　　风萧瑟，邯郸古道伤行客。
　
　　伤行客。
　
　　繁华一瞬，不堪思忆。
　
　　丛台歌舞无消息，金樽玉管空陈迹。
　
　　空陈迹，连天衰草，暮云凝碧。

　
　　萧瑟的风声，茫茫的原野。邯郸，这昔日慷慨悲歌行之士云集的北国名城，繁华一时的赵国古都，如今已是烟寒草衰，光沉响绝。唯有那在疾风欲裂的古道上进着一队人马，面对这历史残迹，又怎能不翻涌起沉痛却又无奈的反思？这，就是曾觌一行人的基本心境。
　
　　当时正值南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隆冬，身为贺金正旦副使的曾觌，同正使汪大猷一道奉命出使金国，词中所描述的情境正是他们在邯郸古道上的所见所想。（《续资治通鉴》卷一四一）。据《宋史》记载，宋高宗赵构在以奸臣相秦桧为首的投降派的怂勇下，于绍兴十年在向金帝所进表中，卑躬屈膝地答应：“世世子孙，谨守臣节。每年皇帝生辰并正旦，遣使称贺不绝，岁贡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史称“绍兴和议”这个卖国投降条约遭到广大南京军民的强烈反对。绍兴三十一年金兵又准备南侵，高宗进退两难，只好将皇位传与养子赵，即孝宗。赵在太子时期就主张抗金，即位后在主战派陈康伯、胡铨、张浚、虞允文等主战派的支持下积极备战，兴师北伐。由于北伐暂时失利，再加上以太上皇赵构为首的主和派极力阴挠，本来就对抗金缺乏信心的孝宗只好同意议和。在公元1164年冬，与金签订了妥协投降的《隆兴和约》。从此南宋皇帝对金虽不再称臣，却改君臣关系为叔侄关系，疆界仍维持完颜亮南侵前状况，岁贡由原来的每年银、绢各二十五万两、世，减少为各二十万两、匹。这无疑又是一个屈辱的条约，所以对于于有着国之家破之悲的东都故老，却还要到金国去贺正旦的曾觌来说，当然是倍感屈辱的。然而这种屈辱和惨痛又无法逃避。这首词所抒发的，正是词人内心世界的这种痛苦。
　
　　词的上阕讲行客之“伤”眼前邯郸古道的连天衰草固足令人神伤，当年转瞬即逝的繁华，也因现今的政治形势和疆界的划分而成为“不堪思忆”的东西了。下阕紧承“古”“伤”二字，结穴于“空”这个观念。
　
　　词人在嗟叹前人业绩，往昔繁盛不复再现的同时，也把失地未能收复的感伤之情，揉和于其中，一并抒发出来。至于“伤行客”与“空陈迹”两个叠句的使用，不但符合音律上的要求，而且使这种失落感进一步加深，伤感之情更加浓烈。“丛台歌舞无消息”等句，就明显地透露出了这种渴望却又失望，感伤而又悲凉的情绪。邯郸丛台，本战国时赵武灵王所筑。李白《明堂赋》说：“秦、赵、吴、楚，争高竞奢，结阿房与丛台，建姑苏及章华。”可见丛台也同阿房宫等都曾经是“朝歌夜弦”的宴乐之所。而目前的情况又如何呢？于是曾觌将他在邯郸古道、丛台陈迹上所涌起的种种黍离之悲，兴亡之感，通通淡化在“空”之一字里。所谓“空”实际是希望它“不空”而成了“空”。如此深曲委婉的心思，竟被他表现得这么充分，这么蕴藉，正如张炎所要求的，不但造语“平妥精粹”，而且用事又“紧着题，融化不涩”“不为所使（《乐府指迷》），确实具有相当功力。词的末尾两句的”连天衰草，暮云凝碧“，描绘出一幅十分衰瑟的景象，这是词人内心感情的外化；情景交融，达到了巧妙的程度。对于这首小令，黄叔旸当时就指出它”凄然有黍离之感“（《中兴以来绝妙词选》）。其实它的价值还不仅仅限于这一点。象曾觌这样的上层文人，不管他把自己的命运同最高统治者联系得何等紧密，残破的家园、积贫积弱的国运总会要不断地扣击他的心，在光荣的历史与屈辱的现实的夹击下，又怎能不流泄出那只能属于自己的反省和呻吟呢？所以我们认为这首词中，所谓繁华一瞬，所谓歌舞陈迹等都寄寓着对北宋灭亡的感叹，和失地未能收复的悲伤。
　
　　正是作者通过反思启示着人们：分裂和偏安是不得人心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