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康与之字伯可，号顺庵，洛阳人，居滑州（今河南滑县）。生平未详。陶安世序其词，引与之自言：“昔在洛下，受经传于晁四丈以道，受书法于陈二丈叔易。”建炎初，高宗驻扬州，与之上《中兴十策》，名振一时。秦桧当国，附桧求进，为桧门下十客之一，监尚书六部门，专应制为歌词。绍兴十七年（1147），擢军器监，出为福建安抚司主管机宜文字。桧死，除名编管钦州。二十八年，移雷州，再移新州牢城，卒。
　
　　《南宋书》、《宋史翼》有传。宋人周南《山房集》卷四载有《康伯可传》。《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其《顺庵乐府》五卷不传，今有赵万里辑本一卷。
　



长相思·游西湖

　
　　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
　
　　春来愁杀侬。
　
　　郎意浓，妾意浓。
　
　　油壁车轻郎马骢，相逢九里松。
　
　
　　在康与之仅存的三十八首词中，情韵深长的作品不少，他尤擅于写少妇离情。这首《长相思》，就是比较突出的一首。此词《花庵词选》题作《游西湖》，但重点不在写景写游玩之欢，而是触景怀人。
　
　　上片从西湖景物写起。“南高峰，北高峰”二句写山。南北两高峰是西湖诸山中两个风景点。南高峰旧称“高一千六百丈”（今实测为海拔256.9米），风景葱倩，登临远眺，可以把西湖和钱塘江景物尽收眼底。北高峰在南高峰西北，遥遥相对，海拔314米，比南高峰略高。景观与南高峰不相上下。因为两峰景别致，故作者特别拈出，以概括西湖诸山之胜。—这样措词，也是词调格式的原因。
　
　　“一片湖光烟霭中”句写湖。西湖光面约五平方多公里，虽不如洞庭湖、太湖那样壮阔，但水光潋滟，碧波荡漾，也颇为开朗。而且，湖上并非空荡荡的水光一片，白堤和苏堤象绿色的裙带，孤山象一块翡翠玉石；还有那亭台寺阁，桃柳梅荷；湖光如翠，四季宜人。在春天烟霭迷蒙中，就更显得绰约多姿了。
　
　　“春来愁杀侬”句，因景生情。点出“春”说出“愁”。“春”是所写景物的时节，“愁”是景物触发的感情。联系前面三句，意思是说：春天来了，西湖的水光山色，美丽动人，但这却只能引起我的愁思而已。此句十分关键，着此句而以上三句的意思始有着落，着此句而上片的感情意绪始全托出。结拍如此，可谓善始善终。
　
　　过片转入回忆，交待愁思的缘故。“郎意浓，妾意浓”者，郎情妾意都一样的深厚浓郁也；在短促的句子中，连用两个“意”字，两个“浓”字，给人予深刻印象。叠句在词中所具有的积极功能，在此得到了高度的发挥。
　
　　“油壁车轻”二句，是对前面两句的表述，写他们的初次见面。“油壁车轻郎马骢”这一句中有个典故：《苏小小歌》云：“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何处结同心？西陵松柏下。”据说，苏小小是南齐钱塘名妓，她常乘着油壁车（四周垂帷幕、用油涂饰车壁的香车）出游，一日，出游时遇到一位骑青骢马（青白色的马）而来的俊男阮郁，两人一见倾心，苏小小就吟了这首诗，约他到西泠（即西陵）桥畔松柏郁葱处（即她的家）来找她，结为夫妇。这里借用这个故事，来比词中的男女主人公的浓情密意，以突出他们之间的浪漫情调。“九里松”是他们初见的地点，那地方是“钱塘八景”之一，为葛岭至灵隐、天竺间的一段路。唐刺史袁仁敬守杭时，植松于左右各三行，长九里，因此松阴浓密，苍翠夹道，是男女传情达意的好地点。当然，文学作品也允许虚构的，它可以虚构富于诗意的情景；故我们对男女主人公的首次相遇，是否郎骑骢马妾乘车，是否在九里松，都不必过分推敲。总之，下片词意，是女主人公回忆其与所爱的欢会。
　
　　这首词，以西湖景物为背景，上片写现实，下片写回忆；通过叙述回忆中的欢乐以反衬现实中的忧愁，思妇情怀，宛然如见。据词谱，《长相思》为双调三十六字，前后段各四句，三平韵，一叠韵，是最短的词牌之一，要写好实不易。必须有隽永的意味，给读者提供充分的想象余地，实仍属佳作。但它的每句押韵和前后各重叠一个三字句的特点，给人的印象就特别深刻；白居易的“汴水流，泗水流”首，林和靖的“吴山青，越山青”首，正是如此。这首词在这方面工力也不弱，详见上文论述。词的风格自然朴素，毫无斧凿痕迹，似民歌的天籁，如西子的淡妆，实仍佳作。
　







满庭芳·寒夜

　
　　霜幕风帘，闲斋小户，素蟾初上雕笼。
　
　　玉杯醽醁，还与可人同。
　
　　古鼎沉烟篆细，玉笋破、橙橘香浓。
　
　　梳妆懒，脂轻粉薄，约略淡眉峰。
　
　　清新歌几许，低随慢唱，语笑相供。
　
　　道文书针线，今夜休攻。
　
　　莫厌兰膏更继，明朝又、纷冗匆匆。
　
　　酩酊也，冠儿未御，先把被儿烘。
　

　　宋代都市繁荣、歌妓激增，词中歌咏士子与妓女婉转绸缪之态的，数量颇多。柳永、秦观、周邦彦等著名词人，都有这一类作品。康与之的这首词，也属此类艳情词。词中写的，是歌妓冬夜留宴书生的欢昵场面，软媚艳冶之致。
　
　　“霜幕风帘”三句，写节序及佳人所居环境：屋外风寒霜冷，但有帘遮幕隔，室内仍是一团暖意。“素蟾”即皎洁的月亮。“雕笼”的“笼”字应作“栊”，“雕栊”就是雕花的窗根“素蟾初上雕栊”，走到窗边，窥控月儿初上的情景，多么恬静，多么富于诗意。短短三句，而节序、地点、时间俱出，用笔可谓简练。
　
　　节序景物描写完了，即转入了描写室内人物活动。“玉杯醽醁，还与可人同。”书生与佳人对酒。“醽醁，”是美酒的名字：“可人”即称人心意的人，这里是词人对佳人的昵称。“古鼎沉烟篆细”句，插写室内摆设。古鼎中点燃着用沉香制成的盘香，散发出细细的轻烟。表明室内陈设的不俗，增强了室内的香暖感。“玉笋破、橙橘香浓”句，写丽人以指擘破香甜的橙橘。“玉笋”喻女子洁白纤细的手；橙橘为醒酒之物；剥橙之举，可见其殷勤款待之意。前此周邦彦《少年游》中也有“纤指破新橙”之句，“梳妆懒”三句，写其薄施脂粉，淡淡梳妆。淡扫蛾眉，保持本色，反而会取得更好的效果。从“玉杯醽醁”至此，作品主要写了丽人的劝酒，剥橙及其妆扮，一位美丽而多情的少女，已浮现于眼前。
　
　　下片继续写佳人的活动。“清新歌几许”三句，写其歌唱、笑语。“清新”二字，主要指她演唱风格：“歌几许”，说明她为心上人不停地唱，已经唱了很多；一边唱，一边低声款语温存。她说些什么呢？
　
　　“道文书针线”至“纷冗匆匆”数句，记述了她低声款语的内容。她说：“你的文书，我的针线，今夜都歇着吧！往灯里再添些油，咱们尽情地喝酒、歌唱、谈心吧，到明天，你又要去忙碌了。”（“兰膏”是用泽兰炼成的油脂，用来点灯，散发香气。）这是多么大胆，纵情的表达！这几句，写歌妓的声口，绘声传情，细腻逼真，正如清人贺裳在《皱水轩词筌》中所说的一样：“宛然慧心女子小窗中喁喁口角。”“醽酊也”三句，写酒后佳人为书生整理被褥，还未卸下冠心，她就先去把被儿烘暖了。主动而温存！
　
　　这里写得非常含蓄，留下了无穷眷意，供读者去品味，可谓极尽结句“以迷离称隽”之能事。
　
　　这首词艺术上的特点是铺叙。突出打通上下片，一气呵成，都围绕着女主人公的举止言笑展开，有层次地、多角度地描写了她的手爪颜色、口角技艺，以及献酒擘橙、清歌笑语、烘被铺床动作，使此色艺绝伦而放纵多情的歌妓形象，得到鲜明生动的表现。人物描写与环境描写互相和谐，醽醁篆香、橙橘、兰膏、绣被的出现，增强了绣房的陈设气氛，衬托得人物更富于青楼特点。开头三句的节序景物描写，说明了这是一个寒夜；而室内的光景却如此温馨，两相对比，使人有倍感温馨。整首词所描写的场面，充满了香艳感和旖旎感，但未流于秽亵庸俗。宋人把康与之比柳耆卿（见罗大经《鹤林玉露》），从这首词来看，与《乐章集》中大量描写妓女的词，倒也极相似。
　







望江南·重九遇雨

　
　　重阳日，阴雨四效垂。
　
　　戏马台前泥拍肚，龙山会上水平挤。
　
　　直浸到东篱。
　
　　茱萸胖，菊蕊湿滋滋。
　
　　落帽孟嘉寻篛笠，休官陶令觅蓑衣。
　
　　都道不如归。

　
　　这首谐谑词很有名气。据说是作者在“重九遇雨，奉敕口占”（见清徐釚《词苑丛谈》卷十一）。词的情调是滑稽调侃，起到的艺术效果是“俗不伤雅，谑不为虐”的艺术效果。
　
　　词的上片写猖獗的语势，下片写登淋雨的狼狈相，采用夸张词侃手法。上片以口语的形式发端，点明时间是重阳，气候是限雨，极为平淡朴拙，不仅“老妪能解”，抑且“老妪能道”，忽然扣紧重阳登高的，连用两个富有韵致的典故，就收到了“以巧补拙，以灵济朴”的艺术效果。戏马台即项羽曾经的掠马台。在今江苏徐州市南，宋武帝刘裕曾于重阳到此，置酒赋诗，后遂成为重九登高的胜地，见于《水经注·泗水》。龙山会，指东征西大将军桓温于重九日游龙山，宾客云集，互相调弄的韵事，见于《世说新语。识鉴》注。这两个的历史掌故，切合题旨，符合现实，随手拈来，浑化无痕，不愧为用典的妙手。尤其是用典之后，分别续之以“泥拍肚”和“水平脐”，雅俗熔于一炉，意事合于一体，“文而不文，俗而不俗”，组成了雅俗互容的有机整体。“直浸到东篱”，是承接“阴雨”而来，也是为下片的“菊蕊”和“陶令”和伏笔，使之顺利地过渡到下片。东篱，是赏菊之地。典出陶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赏菊饮酒，是古代重节习俗。在这里，词人夸张调侃，征典用事，紧扣题旨，围绕重阳遇雨来写，故能宕而不野，疏而不放。
　
　　过片处“须词意断而仍续，合而复分”（沈祥龙《论词随笔》）。这首词过片的“茱萸胖，菊蕊湿滋滋”，是用“胖”和“湿”照应上片的“阴雨”，用“茱萸”和“菊蕊”照应上片的“戏马台”、“龙山会”和“东篱”等，便是“词意断而仍续”。上片写雨大，写所见，下片写遇雨，写所见，都是写重阳遇雨，却各有侧重，便是“合而复分”。在这断续分合之间，表现了这首词的“吞吐之妙”。古代重阳登高时有插茱萸，饮菊酒的习俗，以避灾祸（见梁吴均《续齐谐记》），王维有诗云“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可是而今呢？雨垂水漫，“寻篛笠”、“觅蓑衣”还来不及哪还能插茱萸、赏菊花呀！即使是洒脱的孟嘉天真的陶潜，在那样的倾盆大雨下，也要面对现实，使自己可以逃脱“落汤鸡”的厄运。“落帽孟嘉”照应上片的“龙山会上”。孟嘉陪同桓温登龙山，帽子被风吹落，却没有发觉。桓温让孙盛作风嘲笑他，孟嘉提笔作文回敬，文采甚美，四座叹服，后遂成为九日登高的韵事。
　
　　“休官陶令”与上片的“东篱”相呼应。《宋书·隐逸传》说：陶潜当彭泽县令时，“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以见志”。
　
　　对这样两个潇洒、高洁的人，词人采用漫画的手法，涂抹出他们的狼狈相，进行调侃和嘲弄，最后，词以“都道不如归”作结。曾有人把这句词改了，据周必大《二老堂诗话》记载：“与之自语人云，末句或传‘两个一身泥’，非也。”他所以认为不是，是因为这样便成浅俗而无余韵的词文，使前两句对古人的雅谑得不到意趣的照应。“不如归”者，多用于久客思家或久宦思隐的场合。这里却因承上雅人遇雨，体会他们的心意说：与其“寻篛笠”、“觅蓑衣”，倒不如赶快回家去，便淋不着矣。化雅言为俗意，以妙语结词情，用笔既摇曳生姿，下语又冷隽可喜，不离谑雅风调，又收余味不尽的效果，所以为高。元人小令中颇多这类隽语。如卢疏斋《朱履曲》赋雪天饮酒听歌之乐，天云：“这其间听鹤唳，再索甚趁鸥盟。不强如孟襄阳于受冷！”结句有如奇兵突出，借孟浩然踏雪寻梅故事而别有意会，耐人寻味，与此词结尾可谓异曲同工。
　







菩萨蛮令·金陵怀古

　
　　龙蟠虎踞金陵郡，古来六代豪华盛。
　
　　缥凤不来游，台空江自流。
　
　　下临全楚地，包举中原势。
　
　　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

　
　　宋廷南迁，围绕定都问题，有过一段时期的争论。
　
　　建炎三年（1129）二月，帝在镇江。当时金军正拟渡江南下，帝召从臣问计，王渊以杭州有重江之险，主张逃往杭州。高宗畏敌如虎，此话正中下怀。张邵上疏曰：“今纵未能遽争中原，宜进都金陵，因江、淮、蜀、汉、闽、广之资，以图恢复。”帝不听，去了杭州。绍兴六年（1136）七月，张浚上奏曰：“东南形胜莫重于建康（即金陵），实为中兴根本，且使人主居此，北望中原，常怀愤惕，不敢暇逸。而临安（即杭州）僻在一隅，内则易生玩肆，外则不足以号召远近，系中原之心。请临建康，抚三军，以图恢复。”这一回因形势好转，即于次年移跸金陵。但八年回杭州。张守谏曰：“建康自六朝为帝王都，气象雄伟，且据都会以经理中原，依险阻以捍御强敌。陛下席未及暖，今又巡幸，百司六军有勤动之苦，民力邦用有烦费之忧。愿少安于此，以系中原民心。”然而高宗正一心与金人议和不以收复北方失地为大业，执意定都杭州。同年，宋金签订了“绍兴和议”，自此南宋都定临安。（见《宋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三《南迁定都》）康与之此词，正即作于这一历史时期。名曰“怀古”，实是“伤今”，是针对当时南宋小朝廷奉行逃跑和妥协政策而发的扼腕之叹。
　
　　上阕思接千载，写历史长河中的金陵。金陵群山屏障，大江横陈，是东南形胜之地，自三国吴孙权建都于此，历东晋、宋、齐、梁、陈，六朝为帝王之宅，豪华竞逐，盛极一时。起二句，即概述那一段灿烂辉煌的往事，以先声夺人。“龙蟠虎踞”四字用典，汉末诸葛亮出使东吴，睹金陵（时称秣陵）山阜，有“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之见，见《太平御览。州郡部。叙京都》引晋张勃《吴录》。南京山川雄伟人事繁华，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然而，宇宙无穷，山川长在；盈虚有数，人事不居。三百馀年在永恒的历史面前只是弹指一瞬。随着政权更迭，国都无移，金陵的繁华已成古迹。“缥凤”二句，情绪陡落千丈，与后蜀欧阳炯《江城子》（晚日金陵岸草平）之所谓“六代繁华，暗逐逝波声”、“北宋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之所谓六朝旧事随流水”同一感慨。由字面可看出，明显是化用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缥凤，淡清色的凤鸟。凤凰台，故址在今南京花盝冈。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六年（439），有三鸟翔集于此，状如孔雀，五色文彩，鸣声谐和，众鸟群至，遂筑此台以纪其瑞。见宋乐史《太平寰宇记·江南东道·昇州·江宁县》。由于李白诗为人们所熟知，而读者不难联想而及同诗中“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等名句，局部返观为整体，十个字带出了一连串意境，当年“豪华”之盛，今日萧瑟之衰，种种画面遂一而过。且“龙蟠虎踞”云云以“山”起，“台空江流”云云以“水结”针缕亦极周到。
　
　　题面“金陵怀古”之意，上阕四句已足。然词人之用心原不在“发思古之幽情”，为“怀古”而“怀古”，“怀古”的目的是为了“伤今”，故下阕即转入此旨。“下临”二句，视通万里，置金陵于有利战略地位。“全楚地”，语见唐刘长卿《长沙馆中与郭夏对雨》诗“云横全楚地”，泛指长江中游地区。春秋战国时，此系楚国的腹地，故云。“包举”，包抄而攻取。二句说金陵为长江下游的战略要地，与长江中游诸重镇共同构结成包抄中原的态势。按当时军事方略，南宋如欲北伐收复中原失地，可于长江中、下游两路出兵，一路自鄂州（今武汉市一带）出荆襄，直趋河路；一路自金陵等地出淮南，迂回山东。倘若更置一军自汉中出，攻取关陕，三路进击，则尤佳。词人能够高度评价金陵在北伐事业中所占据的重要战略地位，见识卓越前引张邵、张浚、张守之奏议，与康与之此词，或为政治家之言论，或为文学家之笔墨，都代表着当时的军心、民心。南宋爱国词，与民族、人民的愿望息息相通。行文至此，词情再度振起。可是，“事无两样人心别”（辛弃疾《虞美人。同父见和再用前韵》），以高宗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只知向金人屈膝求和，不知利用民众力量。他们龟缩在浙东一隅，视长江天险为第二道院墙，不去利用金陵的战略位置。
　
　　面对这一冷酷的现实，词人的激情不禁再一次跌到冰点。“可惜草连天，晴郊狐兔眠！”一声长吁，包含着多么沉重的失望与痛苦啊。作为南宋臣民，词人不可能直言不讳地去批揭那龙喉下的逆鳞，然而他已经形象地告诉后人，南宋统治者的胆识，在六朝之下！东晋以迄梁陈，文治武功虽不甚景气，毕竟尚有勇气定都金陵，与北方抗衡，未至于躲得那么远呢。
　
　　此词的特点是，上下八句，两两相形，共分为四个层次，呈现为“扬——抑——扬——抑”的大起大落，这种章法与词人怀古伤今时起伏的心潮吻合无间。
　
　　由起句的“龙蟠虎踞”到收句的“孤卧兔眠”，两组意象遥遥相对，亦是匠心所在。其意盖从北周庚信《哀江南赋》“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莫不随狐兔而窟穴，与风尘而殄瘁”云云化出，更为简洁。龙虎地而无有龙腾虎掷的形象，却成为狐兔之乐园，此情此景，本身即是莫大的讽刺，不必更着一字，读者已随词人作喟然之浩叹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