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京镗（1138—1200）字仲远，豫章（今江西南昌）人。绍兴二十七年（1157）进士。孝宗朝曾为监察御史，累迁左司郎官，中书门下省检正诸房公事。淳熙末，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成都府。宁宗即位，除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进参知政事。庆元二年（1196）拜右丞相，六年进左丞相。卒年六十三，谥庄定。《宋史》有传。有《松坡集》七卷、《松坡词》一卷。
　




水调歌头
　
　
　　伏蒙都运、都大、判院以某新建驷马楼落成有日，宠赐佳词，为郡邑之光，辄勉继严韵，以谢万分。
　
　　百堞龟城北，江势远连空。
　
　　杠梁济涉，浑似溪涧饭长虹。
　
　　覆以翬飞华宇，载以鱼浮叠石，守护有神龙。
　
　　好看发源水，滚滚尽流东。
　
　　司马氏，凌云气，盖。
　
　　当年题柱，从此奏赋动天容。
　
　　果驾轺车使蜀，能致诸蛮臣汉，邛道仍通。
　
　　寄语登桥者，努力继前功。

　
　　成都城北旧有一座清远桥，相传即汉代的升仙桥（一作“升迁桥”）。据晋代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蜀郡州治》，桥有送客观，汉代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最初离蜀赴长安时，曾题辞于此，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太平御览·地部·桥》引《华阳国志》作司马相如题桥柱云云，与单行本稍有不同），意即不做高官誓不还乡。后来此志竟成，果然以“钦差大臣”的身份乘赤车驷马返蜀，一时太守以下郊外迎接，县令背负弓箭为之开道，蜀人把这视为荣耀（参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唐岑参《升仙桥》“长桥题柱去，犹是未达时。及乘驷马车，却从桥上归。名共东注水，滔滔无尽期。”即咏其事。升仙桥南宋时业已破旧，孝宗绍熙十六年（1189）十二月至十七年四月，身为四川安抚制置使、知成都府的京镗将其重加修建，改名“驷马桥”，并撰有《驷马桥记》。观本篇小序可知，桥将竣工时，同僚们赋词祝贺，作者遂填此阕以作答谢。但，原唱今已失传，只剩下这篇“报李”之作了。全词紧紧围绕“驷马桥”在作文章。
　
　　“百堞”二句，先写此桥所在之地、所跨之江。“龟城”是成都的别名。相传战国时秦大臣张仪初筑此城，屡筑屡坏，后见大龟从江中而出，巫者让张仪按龟之行迹筑城，果然城筑而不坏。见宋祝穆《方舆胜览。成都府。郡名》。“江”，此指郫江，系长江上游支流之一，经成都北，折向南，与都江会合。郫江气势磅礴，遥接长天，景色极为雄阔，又得雄伟绵延之城垣映衬其间，更其壮观，而“江”既浩荡若此，则“江”上之“桥”的巍峨与伸展不问可知。写“江”正所以写“桥”焉。然而“江阔桥更长”的写法，在词人犹觉不足以显示“桥”的气魄之大，故下文又设喻为夸张。以“长虹”拟“桥”，这是夸大；以“溪涧”拟“江”，这是夸小。驷马桥的矫健雄伟，就在这“大”与“小”的对比中突出出来了。司马相如《子虚赋》中的楚使子虚以云梦泽“方九百里”夸言楚国之大，齐乌有先生则以齐国“吞若云楚者八九，其于胸中曾不带芥”抑而胜之。本篇笔法，与此相近。细细品味，“杠梁”二句的精彩之处尚不止于此。如“济涉”字、“饮”字，也都是词眼所在。就事实而言，“江”动而“桥”静“但据实写来，便无诗意。词人采用拟人化的手法，将桥墩比作人腿，写”桥“迈开大步涉水过江；又将桥身比作渴虹，张开大嘴吮吸湍流。—”静“物”动“写，整个画面就活起来了。前四句，作者作远观江桥，先绘背影，再描桥姿，层次分明，读者心中已生桥之大概。”远“”浑“等词极具气魄，桥之伟岸淋漓尽现于此。
　
　　以上从大处落墨，是对驷马桥的宏观描写。至“覆以”二句，精雕细琢，转入微观。桥巅之，有华丽的飞檐覆盖着，势如羽军鸟振翅；桥底有层叠的石墩负载着，形如鱼鳖浮游。似这等巧夺天工、美仑美奂的建筑物，合有神灵护佑。相传隋军战舰自成都东下伐陈时，“有神龙数十，腾跃江流，引伐罪之师，向金陵之路，船住则龙止，船行则龙去，四日之内，三军皆睹”（见《隋书。高祖纪》开皇八年伐陈诏），于是词人不假旁搜，顺手引入词中，更为此桥抹上一道奇光幻彩。桥以“马”名，而词人在具体摹写与渲染时，又调动“羽军”，“鱼”、“龙”等动物字词，且与首句“龟城”之“龟”字遥遥相映，别具匠心。尽客这些飞禽水族均非其实（“羽军”、“鱼”、“龟”分别物化、附属于“华宇”、“叠石”和“城”，“龙”则纯出于虚拟），能够引发读者的丰富想象，使人若见羽军飞于天、龟行于陆、鱼浮江面，龙潜水底，这就加倍地给“郫江长虹图”增添了勃勃生机。作者宏观写桥极有气势、细处入手更富神韵、语言生动灵活，视角多变，短短三句，桥之精美跃然纸上。
　
　　自《尚书。禹贡》以后，古人以为长江发源于蜀中的岷山，后世文学家信之不疑，晋郭璞《江赋》曰：“惟岷山之导江，初发源于滥觞。”苏轼是四川人，其《游金山寺》诗亦云：“我家江水初发源。”词人以浓墨重彩描绘此桥传神之后，不无自豪地宣称：新桥落成在望，很快便可登桥观览，欣赏那刚发源不久的江水滚滚东流了！上阕起处由“江”出“桥”，至此又由“桥”入“江”，峰回路转，岭断云连，章法缜密地结束了上阕。
　
　　上阕着重写“桥”，然题面中“驷马”二字尚无着落，故下阕即转而述司马相如事。江势雄伟，桥姿壮丽，地灵如此，人杰若何？写江写桥，自然言及登桥之人，两阕之间的过渡，亦可谓“山岩巉绝之际，飞梁而行”（明李腾芳《山居杂著》）了。
　
　　换头三句，高度赞扬司马相如的“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王勃《滕王阁序》），谓其登桥上路、出蜀赴京之际，气宇轩昂，压倒了当世的诸公。以下二句，一则述“题柱”之举，勾锁上文；一则进而叙述其入京后牛刀小试，初露锋芒。按《史记》本传载其为天子游猎赋（即《上林赋》）献给汉武帝，帝大悦，任用其为郎官，“奏赋动天容”即是谓此。至“果驾”三句，登峰造极，备述其雄图大展，衣锦荣归。传载相如为郎官数岁，武帝遣其为使其回乡安抚巴蜀地区，后又出使西南邛、稢等少数民族统治区，致使诸少数民族首领皆请为汉臣，汉与邛、稢间断绝了的交往自此重新畅通。这两次出使，于国家而言，稳定了西南边陲的政治局势，加强了汉王朝与西南诸少数民族的联系，贡献甚大；于个人而言，实现了当年乘赤车驷马重返成都的豪语壮志，也算心满意足，利国利家成功成名了，驰誉乡里，垂名清史对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来说，人生的价值，莫此为甚了。词人虽只是根据史料，敷衍成文，但无限神往之情，已洋溢在字里行间。
　
　　作者，推崇前贤，目的是激励后进；表彰古之登桥者，正为激励今之登桥者奋起。所以才有卒章显志、画龙点睛的最后两句：“寄语登桥者，努力继前功！”词人重修此桥之旨，以“驷马”名桥之旨，以及撰此词之旨，便昭然揭出。为山九仞，有此一篑封顶，便出云霄之上，全词有此作收束意味登时深远有加。
　
　　通观全词，既为桥而作，则上阕写桥由粗及精，继而下阕独展“驷马”之旨趣，由古励今。层次分明。不乏深意，实属佳作。就思想内容而论，本篇不可避免地表现出某些封建社会士大夫阶级的局限性，如大汉族主义倾向、对于个人功名利禄的汲汲追求等等，这些固然不足取；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词人所歌颂的并非古人为禄利争夺之为，而是符合国家、民族利益之举，词人赞此，也是想表达个人的荣耀应在为国家、民族尽职尽责中实现词中所含蕴着的奋发、进取精神，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唐宋词里司马相如事者汗牛充栋，大抵着眼于他的文学才华以及他与卓文君的浪漫爱情，而本篇独取其在政治建树，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逆言之即“见仁者仁，见智者智”，如果说他人之词乃词人之词，那么京镗此词则便是政治实干家之词了！
　
　　有宋一代是我国文明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阶段，文化的各个方面都出繁荣局面，其表现之一即地方官吏颇留意于保护整修古迹、新辟名胜，功成之时，辄延请名士或亲自挥毫为文以记，故此类散文佳作层出不穷，如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丰乐亭记》、苏轼《超然台记》、陆游《铜壶阁记》等皆是。我们常说南宋豪放派词人有“以文为词”的倾向，这方面仅仅着眼于他们词中的散文句法是不够的，还应该注意到散文题材对词作的渗透。即以此词而论，它难道不是一篇协律押韵、入乐可歌的《驷马桥记》么？ 